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7月14日，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华盛顿称，“大陆以700颗导弹瞄准台湾，是台湾最大的敌人”。苏贞昌一向善于造势，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加上声嘶力竭的呐喊，使他特别能调动群众。苏贞昌已成为近年来民进党的政治明星。

简历

　·1947年7月出生于台湾省南部屏东县一个望族家庭
　·1979年12月，“党外”人士反抗国民党专制的“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苏贞昌担任当事人姚嘉文的辩护律师，开始走上从政之路
　·1981年和1985年，他连续当选两届台湾省“议员”
　·1986年9月，苏贞昌积极参与民进党创党工作，并成为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1989年底，他获民进党提名参选屏东县长成功
　·1993年底，苏贞昌获民进党新任党主席施明德提名为中央党部秘书长，并于1995年当选第三届“立委”
　·1997年，他参选台北县长，2001年连任
　·2005年2月，就任民进党主席

　苏贞昌----民进党各派系公认为最具战斗力、爆发力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岛内有“电光球”之称

陈水扁第二：接受采访的专家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橄榄球选手出身的苏贞昌近年来言论激进，开始“走陈水扁的路子”，相比出言谨慎的另一个下一任总统候选人谢长廷，苏贞昌“比较火”而且学会哗众取宠，关于“台独”的言论也发布地比较多。

不要冲过头：陈水扁“提醒”苏贞昌，“在冲、冲、冲的同时，也不要冲过头”

　民进党内获赞许

　　2月15日，台民进党新任主席苏贞昌正式就职，朝野蓝绿政治人物齐聚一堂，冠盖云集…

陈水扁赞许：苏贞昌从“台湾尾拼到台湾头”，从政经验丰富完整，是民进党难得的领袖人才。

吕秀莲推崇：苏贞昌是陈水扁最好的接班人，苏贞昌担任党主席后，代表“南方革命”的成功。陈水扁来自台南；苏贞昌来自屏东；“行政院长”谢长廷、“立法院长”王金平都来自南方，过去大家都以台北来看台湾，今后应该体认南方价值已融入台湾主体价值。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美放厥词 称大陆是最大敌人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5日刚一抵达华盛顿访问，就充分发挥“冲冲冲”的特点，左打北京称是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右批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充满火药味，还说自己选县长的经验无人能比，2300万人里头就属他是第一名。

　　有“电火球”之称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访美行程紧凑，从西岸冲到东岸，5日抵达华盛顿，6日在智库演说。除会晤民主共和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刚卸任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与东亚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也要和当地人士餐叙，充分发挥所谓“冲冲冲”的特点。

“台湾不是麻烦制造者，麻烦制造者是在对岸”：苏贞昌称，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朋友”，此行访问华府将对美方友人宣扬“台湾的民主成就”，并强调台湾不是“麻烦制造者”。他称，“台湾不是麻烦制造者，麻烦制造者是在对岸。”

“祝福国民党”：在被问到对国民党选党主席有何看法时，苏贞昌语带双关称他“祝福国民党”，苏贞昌说，“民进党作为不同的政党，我们看到国民党这样在选举，只有祝福国民党，只要主席(煮熟)就好，可不要烧焦了，希望不会出更严重的状况。”

　　“我是苏贞昌，冲冲冲”的开场白，造就了苏贞昌果断、有活力的形象。“电火球”是电灯泡的闽南语说法，也是苏贞昌在选战中打出的文宣形象标志，而闽南语的“昌”，念起则与“冲”的语音相同。

背景资料一：出生地屏东县

　　屏东县位于台湾岛最南端。经济落后，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发达。地方社会关系复杂，地方派系力量较大。

　
　　屏东县民进党内的两大派系为邱派（邱系）与苏派（苏系）。苏派以苏贞昌为代表，主要成员包括“立法委员”苏嘉全及苏嘉全的表哥县议员吴亮庆。

背景资料二：崛起地台北县

　　台北县是台湾地区最大的一个县，面积2052.3平方公里，人口约占台湾地区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强。

　　台北县是一个地方派系最多、最复杂的地方，但因地域辽阔、环境独特别、人口众多、社会结构特殊等，却无法形成影响全县政治活动的大派系…

由美丽岛事件从政 与陈水扁关系不一般

1979年12月，“党外”人士反抗国民党专制的“美丽岛事件”后，苏贞昌担任姚嘉文的辩护律师，走上从政之路。(同是辩护律师的还有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

1986年，陈水扁因“蓬莱岛事件”被判入狱，苏贞昌正是其辩护律师。1999年3月，陈水扁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为争取200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爆发了激烈冲突，已任台北县长的苏贞昌公开支持陈水扁。

主政台北县巩固党内地位

　　1997年，因国民党内部分裂，他竞选台北县长获胜。在2001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在台湾北部几乎全军覆灭，但苏贞昌以过半数的高票连任。从此，他成为民进党在台湾北部地区最重要的桥头堡，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长期以来，民进党内都有“南谢（长廷）北苏（贞昌）”的说法。

民进党内“三王一后”之一

　　因为民进党内派系林立，主席难有真正权利反而还要为选战失败担负责任，不如相对于稳妥又有机会“做出成绩”的“行政院长”，所以陈水扁把这个“虚名”强戴到了势头强劲的苏贞昌头上。但又因为民进党主席和“行政院长”同属党政要职，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的苏贞昌明升实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被阿扁赶鸭子上架?

　　权利欲极强的陈水扁自然不会纵容自己身旁有人“坐大”，而在陈水扁眼中，苏贞昌是一个政治手腕圆滑、有强烈企图心，难以掌控的“滑溜”人物，所以对他有不少提防。

　　于是陈水扁“利用职权”耍起了“太极”手腕压制苏贞昌。“给强的人配一个弱的位置，给弱的人配一个强的位置，是平衡和打压苏贞昌和谢长廷的好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孙升亮为分析。

　就任党主席 成为“未来之星”？

　　虽然苏贞昌与“扁系”关系尚不错，但与“新潮流系”则有政治结盟关系，他是“新潮流系”苦心栽培的“未来之星”。苏贞昌就任党主席职务可以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势力，同时还可以趁此机会降低陈水扁和“扁系”在民进党内的影响。

“模糊派系背景”：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处在陈水扁的“阴影”之下，苏贞昌事事要小心谨慎，对“陈水扁接班人”这一称号更是一幅“不可说，说了皇上不高兴”的样子。如今他能走出阴影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也不是坏事。更重要的是苏贞昌的“模糊派系背景”可能使其在这一职位上获得出乎陈水扁意料的发展 。

　民进党主席从来不好当

　　陈水扁的强势使党主席成为位高权轻的“鸡肋”。民进党执政后，行政系统的势力开始崛起，陈水扁的强势操作使当时的党主席谢长廷空有政治地位，却无实权，以致谢不得不主动请辞。

　选战 苏贞昌随时面临“下课”

　　按规定，下届党主席任期将至2008年5月，其间要经历2005年底的县市长选举、2006年的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和2007年的“立委”选举。国亲在无人看好的情况下打赢日前的“立委”选举，表明泛蓝仍有相当的实力，谁也不敢保证泛绿能够在未来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只要有一次失败，党主席就要辞职，那无异自断了2008年角逐“大位”的机会。

　　让苏贞昌就任民进党主席是陈水扁的一着险棋，苏贞昌很可能在此职位上“发展壮大”。苏贞昌得到了民进党内主要派系的认可，这也为其日后“团结、改造”政党，扩充自己的势力打下基础。

　蹲下去是为了跳得更高

　　苏贞昌虽干练却较为直率，不若谢长廷能以柔软姿态来与“立法院”的泛蓝军周旋妥协，同时，若由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恐怕要比谢长廷难于掌控，以至于会让陈水扁太早成为“跛鸭总统”。尽管担任民进党主席并不是苏贞昌的第一选择，但对一位刚刚跻身政治明星之列的苏贞昌而言，苏贞昌在这一次的职务安排上，他已经领悟了如他自己所说的：“蹲下去是为了跳得更高”。

　带着“战功”参加2008年“大选”

　　苏贞昌从百般不愿意竞选党主席，到现在痛快地答应，显然也有自己的考虑。毕竟党主席的职位并不会阻碍其今后竞选，如果能帮民进党打赢2005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他就可以带着“战功”参加2008年“大选”。

苏贞昌

　　苏贞昌于1947年7月出生于台湾省南部屏东县一个望族家庭，1971年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1979年12月，“党外”人士反抗国民党专制的“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苏贞昌担任当事人姚嘉文的辩护律师，开始走上从政之路，并因辩才好而获得“党外名嘴”的称号。1981年和1985年，他连续当选两届台湾省“议员”。1985年5月，苏贞昌联合党外14名“省议员”为抗议省政府预算不合法集体辞职。此举轰动一时，使其声名大噪。

　　1986年9月，苏贞昌积极参与民进党创党工作，并成为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1989年底，他获民进党提名参选屏东县长成功，但在1993年的连任之战中失利。1993年底，苏贞昌获民进党新任党主席施明德提名为中央党部秘书长，并于1995年当选第三届“立委”。1997年，他参选台北县长，因国民党内部分裂而渔人得利。在县长任内，苏贞昌不仅勤跑基层、在29个乡镇“走透透”，更充分利用行政资源，砸钱解决各种地方问题，积累了雄厚的基层实力。在2001年底的县长选举中，民进党在台湾北部几乎全军覆灭，只有苏贞昌以过半数的高票连任。从此，他成为民进党在北台湾一片蓝旗中（指“泛蓝”阵营）最重要的桥头堡，党内地位更加稳固。

谢长廷 简介

民进党内素有“扁廷相争”一说。去年5月20日，陈水扁就任“总统”，一个月之后，谢长廷就以接近99%的支持率问鼎第九届民进党主席。随后，他还宣布要以高雄市长的身份访问厦门，被台湾媒体大大炒作了一番，风头一时无二。

谢长廷乃民进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党外公政会”秘书长，在民进党内部的声望和影响力与陈水扁几乎不相上下。民进党的党纲出自他手，党名定为“民主进步党”而不叫“台湾民主党”，也是因为谢长廷的建议。从1986年到1996年，谢长廷曾连任六届民进党中常委。

1998年台湾“三合一”选举，陈水扁不敌“小马哥”，兵败台北，谢长廷却在高雄获胜，成为现任高雄市长，为民进党挽回面子，在南台湾实现“绿色执政”。

其实，谢长廷当时只是在最后关头才转败为胜的，而这还要感谢对手使出昏招。话说当年冷血杀手陈进兴横行台岛，不仅绑架并杀死台湾著名艺人白冰冰的女儿，最后还挟持南非武官。在化解人质危机事件中，谢长廷成为新闻人物，但白冰冰却难忍丧女之痛，出口怒骂“谢长廷不是人”。在选战的最后几天，吴敦义阵营拿到白冰冰控诉录影带后如获至宝，在高雄地区散发了8万盘，试图进一步打击谢长廷的选情，却不料引起社会反弹，民众转而同情谢长廷，凝聚了谢长廷阵营的选票。谢长廷由“不是人”戏剧性地变为高雄第一位民进党市长，民进党至此“绿化”了台南县、市、高雄县、市和屏东县等一大片南台湾的疆域。

谢长廷生于1946年，在他去年当选党主席的宣言中自称是“打铁出身的囝仔”，所以坚持理想的意志也是“铁打的”。不过，就在同一篇宣言里，他说他“曾是体操选手，深知身段柔软的重要性。”

和台湾政坛众多风云人物一样，谢长廷也是律师出身。他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并获得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谢长廷

　　谢长廷，1946年生，台北市人。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就读于日本京都大学，并先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及博士课程结业证书。1985年，谢长廷担任外公政会秘书长。1986年起草民主进步党党纲，并成为民主进步党党名命名者。1986年-1996年连任六届民主进步党中常委。在1981年-1989年期间还当选为"台北市议会"第四、五届议员；1989年-1996年期间先后出任第一、二、三届"立法"委员。1990年筹组发起台湾"福利国连线"，1996年担任过民主进步党第一届民选"副总统"候选人。1996年6月至1998年7月出任民主进步党中评委主委。1998年当选高雄市市长。2000年7月当选民主进步党党主席。2005年任“行政院”院长，后因与陈水扁政见不合，导致任职未满一年就被迫离职。2007年5月，经过民进党的党内初选，谢长廷成为民进党2008“总统大选”候选人。　　

“民运人士”变身“政论家”、“评论员”、“撰稿人”、“作家”、“主编”之捷径

民运分子是这样成为“政论家”、“评论员”、“撰稿人”、“作家”、“主编”的：

　　精Y逻辑1：
　　
　　中国实施民族自治是大汉族主义
　　美国屠杀土著是传播基督教福音
　　
　　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是没事找事
　　美国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是英明决策
　　
　　中国援助非洲是自讨苦吃
　　美国谁有油帮谁是人道民主
　　
　　中国无权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有权爱打谁打谁
　　
　　中国社会一片黑暗领导智商奇低
　　美国社会一片太平总统英明神武
　　
　　FQ都是些少不更事没钱没权的小P孩
　　JY都是知识渊博思想独立的素质人士

　　精Y逻辑2：　
　
　　凡是美国的所作所为叫做民主，
　　凡是中国的所作所为叫做专制，
　　
　　凡是美国民众支持自己政府的，叫做体现民意，
　　
　　凡是中国民众支持自己政府的，叫做维护独裁。
　　
　　凡是美国民众反对自己政府的，就说，瞧！美国多民主，
　　民众都有反对的权利！
　　
　　凡是中国民众反对自己政府的，就说，看，中国多独裁，
　　连自己的民众都反对！
　　
　　凡是美国民众理性反对美国政府的，叫做民主权利，
　　
　　凡是中国民众理性反对美国政府的，叫做反对民主。
　　
　　凡是美国民众愤怒反对美国政府的，还是叫做民主权利，
　　
　　凡是中国民众愤怒性反对美国政府的，叫做义和团或者愤青。
　　
　　凡是反对美国政策的东方国家叫做独裁国家，
　　
　　凡是反对美国政策的西方国家叫做“老欧洲”。
　　
　　凡是美国经济发展，叫做经济复苏，
　　
　　凡是中国经济发展，叫做中国威胁，
　　
　　凡是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叫做正在衰退，
　　
　　凡是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叫做即将崩溃。
　　
　　凡是美国增加军费叫做维护和平，必须欢欣鼓舞，
　　
　　凡是中国增加军费叫做破坏和平，必须深表忧虑，
　　
　　凡是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叫做维护稳定，
　　
　　凡是中国在境内部署导弹，叫做非常不安。
　　
　　凡是美国反对外国??，叫做排外主义，
　　
　　凡是美国登上银河号，叫做全面核查，
　　
　　凡是中国登上间谍飞机，叫做侵犯主权。
　　
　　凡是针对美国平民的袭击，叫做恐怖主义，
　　
　　凡是针对中国平民的袭击，叫做民族自决，
　　
　　凡是美国反对恐怖主义，叫做反对恐怖主义，
　　
　　凡是中国反对恐怖主义，叫做压制不同声音。
　　
　　凡是美国对外动武，叫做推翻专制，
　　
　　凡是中国捍卫领土，叫做改变现状，
　　
　　凡是美国人说伊拉克人好，就叫做帮助建立民主，
　　
　　凡是中国人说伊拉克人好，就叫做同情恐怖分子。
　　
　　凡是美国在战争中死了人，必须牢记精确数字念念不忘，最好牢记姓名性别
　　
　　凡是外国在战争中死了人，大概数字都不用记管他男女老幼国别种族，
　　
　　凡是美国人不幸丧命就大叫大嚷“人权受犯”，
　　
　　凡是外国人不幸丧命迫不得已说声“深表遗憾”。
　　
　　凡是美国人质被抓，就怪恐怖分子，
　　
　　凡是中国人质被抓，就笑网络愤青，
　　
　　凡是美国人质被解救，就欢呼雀跃，
　　
　　凡是中国人质被解救，就反问有什么可乐的？
　　
　　凡是美国解救人质的努力，就编成传奇故事电影大片，
　　
　　凡是中国解救人质的努力，谁敢叫好就是“歌功颂德”。

王炳章拟组反对党 被台湾军情局断粮 胡平奉命围攻王炳章 策动倒王风波

台收買民運分子登陸搞顛覆

【大公報訊】 據《中國時報》二十四日報道，台灣軍情局歷時二十餘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所謂「民運分子」接觸，前後分別以「移山專案」、「文正專案」、「崑崙專案」、「致廣專案」、「致遠專案」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運分子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大陸留學加拿大公費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軍情局即派員與王直接聯繫，王也派寧嘉晨來台洽商合作。

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一九八三年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翁衍慶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繫指導，對內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職稱「君平公司」負責人。

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分子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軍情局每年提供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虛設的「貫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軍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分子之力，撼動中國大陸內部社會制度。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

擬組政黨 被軍情局斷糧

一九八四年十月，發生「江南案」，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總統」核定，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一九八六年五月，美國FBI約談翁衍慶，指其為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諾，被迫於兩周後返台。

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反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還處戒嚴時期，不能組黨，軍情局停止與王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運作民聯，阻止王的發展。

一九八八年，海外民運分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來台與軍情局商議，軍情局又恢復已停止一年的經費援助。

從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是軍情局與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

一九八九年，大陸發生那場風波後，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在大陸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十個告密給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遭判刑八到十年。

民運分子失作用 遭台遺棄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組織，僅經援「中國之春」雜誌。這是軍情局第二度中止經費。

從一九九四年到二○○○年，則是合作的第四階段，亦是合作的尾聲。這個階段，大陸有計劃的切斷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絡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海外，讓民運派系更加複雜。軍情局攪進民運分子的「戰國時代」。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大陸試射導彈，軍情局任務改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海外民運分子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終至沒落。

民進黨執政後，軍情局大幅刪減民運經費，僅存極少數的個案合作。

2007-9-25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7/09/25/TM-800095.htm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DWNEWS.COM-- 2007年9月24日4:26:2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中国时报吕昭隆／“移山专案”，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专案”到中期的“文正专案”，及至后期的“昆仑专案”、“致广专案”、“致远专案”，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七十二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七十一年到七十四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专案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七十五年到七十八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 王拟组党遭断援

七十三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七十五年五月，美国ＦＢＩ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七十七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七十九年八十二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 “策联”十人被逮

七十八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八十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八十三年到八十九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双方合作已近尾声。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画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 合作告终

八十五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九○年李少民、高瞻失事 美曾高度关切

民国九十年二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七十八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ＸＸ见面。

中共是在八十九年底盯上全案，九十年二月十一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文件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八十九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九十年二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九十一年七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九十二年二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文件。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恐怖活动”，兴趣不大。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9_23_16_26_26_681.html

王丹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民进党的“智多星”——第九届党主席谢长廷

2000年6月25日，高雄市长谢长廷以唯一参选人身份当选民进党第九任党主席，成为民进党执政后首任党主席，也是第一位中生代党主席。作为民进党中生代政治明星，谢长廷从当年出任“美丽岛”军法大审判辩护律师投身政治，有过震撼政坛的党外“三剑客”之响亮名声，也因角逐台北市长和首届民选“副总统”失利，陷入“宋七力诈财事件”而跌入政治谷底，而今不仅连任高雄市长，更以六年的施政和经营成为民进党威震南台湾的“南霸天”，成为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

困境中成长的律师

1946年5月18日，谢长廷出生于台北市一个中医师家庭。父亲喜欢诗词歌赋，常和孩子对对子，培养谢长廷的国学底子。不幸的是，在他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因投资生意失败而远走异乡避债，大字不识的母亲带着三子二女投奔娘家，靠摆地摊、做衣服、种菜，一面维持全家生计，一面偿还父亲留下的债务。母亲的坚忍和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给谢长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今仍把母亲奉为心中的“活菩萨”。

由于家境困苦，谢长廷曾卖过冰棒、捡过废铁、糊过花灯，帮助母亲维生。中学时谢迷上体操，曾获台湾省中专以上学校运动会体操吊环冠军，也因迷恋体操而成绩一落千丈，只好以同等学历考取公立台北商专。商专毕业后，谢经过一年的补习，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并在三年级（1969年）时以全台第一名成绩通过律师资格高考，大四时又通过了司法官考试。大学毕业后，谢同时考取台大法律研究所和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留学考试，他选择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攻读法哲学并获硕士学位，1975年因父亲病危而中断留日法学博士班学业返台。之后，谢曾任台北平民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中国比较法学会”理监事、双溪启智文教基金会董事等。

“党外三剑客”

大学期间，谢长廷参加了当时的“青年自觉运动”，曾出任健言社社长，接受了一些社会改革的理念；留学日本期间，京都大学注重在野，强调“主权在民”的精神，对谢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其后从政的思想基础。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由于谢长廷曾任林义雄、姚嘉文等人创办的“中国比较法学会”秘书长，因此他不顾当时的政治环境，接受姚妻周清玉的委托担任姚嘉文的辩护律师，1980年底又担任周清玉竞选“国大代表”的法律顾问，自此走上政治不归路。

1981年12月，谢长廷以推动民主运动“当仁不让”的态度投入台北市议员选举，首次竞选即以第一高票当选，与陈水扁、林正杰一起被称为“台北市议会”的“党外三剑客”。 1983年，谢长廷成为党外杂志《政治家》、《民主政治》的专栏作家；1984年底为“江南事件”家属崔蓉芝做诉讼代理人。因问政表现突出，1985年12月谢再次以第一名成绩竞选连任市议员成功。1986年底，谢竞选第一届“增额立委”，不幸高票落选，但他积极耕耘，1989年底以高票当选。在“立法院”，谢因反应敏捷、口才极佳、问政认真、表现突出而成为“政坛三把刀”之一：谢是“刀法细腻、轻巧游刃的沙西米刀”，陈水扁是“正义凛然、不畏权势的大关刀”，沈富雄是“一针见血的手术刀”。1992年底，谢长廷角逐连任第二届区域“立委”获胜，1995年底，当选第三届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党的命名者

1986年6月，台湾党外势力成立“秘密建党委员会”，谢作为10人小组成员之一，全程参与了民进党的组建及党纲、党章的研拟，“民主进步党”的党名即由谢在9月28日建党大会上所提出并被采纳。之后，谢长廷一直身处民进党权力核心，历任该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简称中执委）、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简称中常委），第四届中执委，第五、六届中执委、中常委，第七届中评委，第八届中执委，第九任党主席，第十、十一届中常委。1992年底，谢整合党内中间人士成立了党内新派系“福利国连线”，并担任第一任总干事。此外，谢还曾担任民进党机关报——《民进报》管理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出任“公民投票促进会”执行委员、“台湾前途及地位专案小组”成员、“台湾主权独立运动委员会”委员、“宪政会议工作小组”和“修宪工作小组”成员等。

长于协调

勤于思考的谢长廷不仅见解独到，而且在坚持原则情况下，手段、方法亦有弹性，因此在党外时期即获得在野反对阵营各派的信任，从1984年9月起先后出任“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第一届理事，第二、三、四届秘书长及发言人。民进党成立初期，党内“泛美丽岛系”和“泛新潮流系”之间围绕权力和路线斗争相当激烈，毫无派系基础的谢长廷奔走协商、从中斡旋，不仅多次避免党的分裂，同时也奠定了自己长期身处权力核心的政治地位。80年代后期，为了突显“动员戡乱戒严体制”的荒谬，谢曾多次发动街头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当局抗争。1987年5月，谢出任民进党社运部主任仅一个月，便数次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包围“立法院”，反对国民党当局制订“国安法”，制造了轰动一时的“6.12事件”（1989年谢因此案被国民党当局以“非法聚众滋扰”罪名判刑3年、后减刑为1年6个月，缓刑4年），震动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体制。

南下再出发

从1981年涉入政坛当选台北市议员，到后来转进“立法院”，谢长廷凭借扎实的法律学识、无碍的辨才、认真问政的表现，累积了相当的人脉、人气和声望。然而1994年7月，一心问鼎台北市长的谢长廷在党内初选中不敌陈水扁、黯然退出，政治行情急转直下：1996年3月，与彭明敏搭挡竞选副“总统”遭遇惨败；随即又因妻子游芳枝卷入“宋七力宗教诈财案”而声名狼藉，跌入从政以来最大的政治深渊中。

然而，一直以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讲求谋略、忍辱负重、待机而动为精神指导的谢长廷经过一段时间沉潜后，毅然决定离开自己的生长和从政的地盘，南迁高雄，以竞选高雄市长为重新出发点。经过一年余的努力耕耘，特别是在1997年底，只身前往南非驻台官员住宅，成功游说“白晓燕案”嫌犯陈进兴释放人质并弃械投降，谢长廷重新在媒体争得机会，获得正面评价，增加了再度崛起的资本，1998年12月，他以4000多票的微弱优势击败寻求连任的吴敦义当选高雄市长，政治行情止跌。

长扁“瑜亮情结”

谢长廷和陈水扁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瑜亮情结在民进党内外尽人皆知。两人同为台大法律系毕业，皆因出任“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而踏上政坛，又同时当选台北市议员并同时转进“立法院”，成为民进党新生代中最闪亮的两颗政治明星、相互争锋：1994年，陈水扁靠在“立委”任内打“国防”牌名声大噪，在党内提名中击败谢长廷最终当选台北市长，个人声望、社会人气一路攀升，而谢则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惨败，并因宗教案声名受损，跌入人生谷底；但在1998年的台北、高雄市长选举中，不可一世的陈水扁被“马踏扁”，连任失败，而谢长廷则登上高雄市长宝座，为民进党抢下南部重镇；2000年“大选”中，陈水扁因国民党连战和宋楚瑜的分裂，意外登上权力最高峰后，宣告长扁之争已分出胜负。

但眼光长远的谢长廷并没有放弃，在陈水扁就任一个月后，谢长廷不顾施政满意度仅37%、痛苦指数全台第一的情况，宣布参选党主席并当选，成为民进党首位兼任党主席。因为，谢长廷深知，在历来重北、轻南的政治格局下，高雄市资源少、远离政治中心，而出任执政党主席无疑增加在媒体曝光率，填补了在党内职务空白，使党政资历更为完整，为更上一层楼抢占住有利位置。

积蓄能量再上层楼

在六年的高雄市长和二年的党主席任内，谢长廷精心经营，为再上层楼积蓄能量。在市政建设上，他舍弃循序渐进的方式，提出 “本地特色、跳跃成长、区域整合、不搞对抗”的施政方针，下大力改善高雄饮用水质，采BOT方式改造污水管道，联合南部民进党执政的五县市高分贝地向中央喊话，争取南部建设；要求调整重北轻南的政策。在高雄形象塑造上不遗余力，不仅争取到民进党党庆活动、“国庆”烟火、元宵灯会南下高雄，还频频走出岛内，到国际上活动，为高雄市争取到2009年世界运动会的主办权。经过6年的努力，谢长廷的施政满意度节节上升，据2004年7月《中国时报》对北、高两市长的施政满意度的民调显示，谢长廷以78%超过马英九的76%。

除了在市政上下大力气，谢长廷还积极经营政坛人脉。他特别重视也喜欢任用年轻人，早在1992年“立委”任内，他便创立新文化基金会，每年一届开办“新文化研习营”，学员都是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而今谢的手下也有被外界称之为“红卫兵”的一批干将，他们散布在各个角落、各个领域，充当谢的眼线；利用各种选举积极辅选，培植自己人马。在党外，谢释放市府人事权，“尽力尊重议员”、化解矛盾；在党主席任内，抢在陈水扁之前，与国、亲、新等在野党主席会面，营造政党和解气氛，争取政治声望。

理性思考两岸关系

不同于陈水扁所谓“冲突、妥协、进步”的硬拼风格，谢长廷在民进党内以理性思考著称，为他赢得党内“智多星”称号。他认为，“政党或政治人物一定要时有新见，一旦拿不出新东西，就要被淘汰”。因此，从投身反对运动迄今，谢提出过许多具有高度创意的观念和理论建构。如：1981年谢首次参选台北市议员即提出“制衡”口号；1982年提出组建“柔性政党”主张，为党外运动迈向组织化建构理论基础；1985年提出以“民主、进步”作为党外运动奋斗目标的概念；1987年提出“台湾命运共同体”概念，主张“建立一个新台湾意识”；1989年又提出“台湾命运共同体”的“四大优先”——“台湾优先、文化优先、环保优先、弱势优先”主张。

谢长廷在两岸问题上的立场，不脱民进党的基本思考框架，认为“台湾在事实上已经独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长于理性思考的他，在出任党主席后，面对岛内外政治情势的变化，也表现出弹性的务实：一是对于“一个中国”问题，谢长廷认为，目前的“宪法”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的架构，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架构下，如何解释所谓的‘一个中国’而已，民进党参与‘修宪’就是接受了这套‘宪法’，作为执政党，我们不敢不遵守或否定它”。二是针对备受外界质疑的“台独党纲”，他以党主席身份接受媒体访问，明确表示“‘台独党纲’已经变成一种被动、自卫的工具，和以往的定义不太一样了。‘台独党纲’的问题，在民进党内已经解决了”，个人对“废除‘台独党纲’没有预设立场”；宣称“统独只是手段，重要的是人民的幸福的抉择”，未来两岸“是不是走向统一，民进党持比较审慎的态度，但也不排除统一”。三是在两岸交流上基本上持正面态度，早在1993年参访大陆时即认为民进党“有必要调整”反对台商投资大陆的立场；1998年在民进党“中国政策研讨会”上提出在“互惠互利：以交流替代对抗”、“求同存异：以合作代替统一”、“经贸先行：以经济合作创造政治及外交上合作的基础”的三项原则来进行两岸交流，反对把“三通”当作“要胁中国的筹码”；特别是在当选党主席后，他公开表示“高雄与厦门同属于一个国家（‘中华民国’）领土”，积极派人联络，拟在就职党主席前实现对大陆厦门的访问。

2004年3月的“大选“中，负责操盘南台湾陈水扁辅选的谢长廷交出亮丽成绩单，其主政的高雄市领先连宋约10万票，整个南部7县市则大赢连宋77万票。在年底的“立委”选举中，虽然民进党遭到挫败，但在高雄市11席应选名额中，泛绿阵营推出8人、仅1人落选，谢长廷的辅选功不可没，再度显示其“南霸天”坚强实力。

“立委”选后，陈水扁为败选辞党主席，随即安排“总统府秘书长”苏贞昌转任党主席，并在所谓“党政平衡”、“接班平衡”的考量下，任命谢长廷为下任“行政院长”。从北台湾的台北地方出发，经过南部的高雄壮大，再回到台北，谢长廷终于更上一层楼，为争取2008年“大选“民进党候选人卡住了有利位置。

附：谢长廷大事年表

1946年5月18日，出生于台北市大稻埕。

1969年，律师高考第一名。

1970年，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

1974年，日本东京都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1975年，日本东京都大学法学院博士课程结业，返台。

1979年12月，出任“美丽岛事件”当事人姚嘉文辩护律师。

1980年12月，任周清玉竞选第一届增额“国代”的法律顾问。

1981年12月，当选第四届台北市议员。

1983年12月，任江鹏坚竞选第一届增额“立委”助选员；任党外杂志《政治家》、《民主政治》的专栏作家。

1984年9月，任“党外公政会”第1届理事，后连任第2—4届秘书长。

1984年底，任“江南事件”家属崔蓉芝的诉讼代理人。

1985年12月，连任第五届台北市议员。

1986年，9月参与筹组民进党，为组党小组成员之一。11月当选民进党第一届中执委、中常委。12月竞选第一届增额“立委”落败。

1987年6月，发动民进党支持者示威游行、反对当局制订“国安法”，制造了著名的“6·12事件”。11月当选民进党第二届中执委。

1988年，任《民进报》管理委员会召集委员；10月当选第三届民进党中执委、中常委。

1989年，10月当选民进党第四届中执委；12月当选第一届“增额立委”，期间曾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

1991年10月，当选民进党第五届中执委、中常委。

1992年 创立党内次级团体“福利国连线”；12月当选第2届“立委”。

1993年，任民进党“公民投票促进会”执行委员。

1994年，5月当选民进党第六届中执委、中常委，10月辞职；年底任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总干事。

1995年，当选第3届民进党籍不分区“立委”，后辞职参选 “副总统”。

1996年，3月与彭明敏搭挡代表民进党竞选第9届“副总统”落败；6月当选民进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

1996、1997年，担任其妻游芳枝涉嫌“宋七力宗教诈骗钱财事件”辩护律师。

1997年9月，迁籍高雄市。

1998年，2月任“绿色和平电台”董事长；7月当选民进党第八届中执委；12月当选高雄市长。

2000年6月，当选民进党第9任党主席，任期2年。

2002年12月，连任高雄市长。

2003年，获韩国东洋大学名誉政治学博士学位。

2004年，任陈水扁竞选连任总部副主委兼南区总督导；7月以第一高票当选民进党第11届中执委、中常委。

2005年1月，提名出任“行政院长”。

许钟萍
2005年2月4日

陈水扁

　　国民党统治结束前，陈水扁已成为台湾在野党阵营中声望最高、最有实力的人物。2000年3月18日，陈代表民进党击败国民党候选人，当选为台湾当局领导人。上台后，陈虽一度对其激进的“台独”主张有所收敛，但他从来就没有放弃其“台独”思想。两年多来，在“四不一没有”的幌子下，他不断地运用执政资源大肆进行“渐进式台独”活动。今年7月以来，伴随岛内外形势的变化，陈水扁在两岸政策上的谈话日趋强硬，8月3日，陈水扁一改其伪善面孔，悍然抛出海峡两岸“一边一国”论。陈水扁激进的“台独”宣示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必将对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那么陈水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从一介草民登上台湾最高领导人地位的？

　　从佃农之子到律师

　　1951年2月18日，陈水扁出生在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西庄村一个世代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陈松根是佃农与长工，母亲李慎为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陈在家中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大。

　　在陈水扁成长过程中，家庭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常会出现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的窘境。据陈回忆，小时候，家中的米钱、菜钱、小孩上学的注册费都是向亲友借支、告贷而来，家中积欠的债务总是在好多年后才能还清，陈母用粉笔将借债和利息都写在墙上，但经常是刚擦过了又马上写满，所以家中墙上总是写满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最难忘的是母亲为他准备的便当盒，只是几块没有选择的“地瓜签”或是没有蛋的菜脯团，让他在同学面前拿着便当盒总得遮遮掩掩，怕人看见。直到大学三年级时，陈才用自己从法学院获得的一万二千元全额奖学金给家中买了一部黑白电视机。但这种拮据的生活，即使到了陈大学毕业还未结束。据陈妻吴淑贞回忆说，就是由于陈家家境太差，作为医生世家的吴父最初一向不同意这桩婚事。结婚后好多年，陈都一直在挣钱还家中的借债。

　　然而，家境的贫寒并未能妨碍陈水扁学业，从小学到大学成绩一直优异。1963年6月，陈水扁以第一名成绩从隆田国小毕业，并获得“县长奖”，被保送至曾文中学初中部（现为麻豆国中）。1966年6月，陈水扁以初中第一名毕业直升至曾文中学高中部，次年台南一中。1969年6月，陈又以高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于同年8月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大学商学系工商管理组。

　　1969年底，台湾举行“第一届中央民代”增补选举，受著名“党外”人士、已故前民进党主席黄信介竞选演讲的影响，陈水扁决定弃商学法，并不顾家中反对而退学。次年8月，陈水扁以唯一志愿、全系最高分被录取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在大学期间，陈水扁非常活跃，曾先后任台大法律系刊“法讯”总编辑、法学院刊物“台大法言”社长。大学三年级时，陈以全台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律师。1974年6月，陈水扁以第一名成绩自台大法律系毕业。

　　1975年2月，陈与中学时的校友、同乡吴淑珍结婚。从1977年直至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陈在台北市华夏海事商务法律事务所工作，致力于海商法案件代理，并成为台湾海商界颇为有名的律师之一，曾出任阳明海运等公司的法律顾问、长荣海运公司的诉讼代理律师，并与曾担任过“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的陈长文博士在法庭上交过手。而“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张俊雄找上陈水扁，请求其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直到此时，陈的人生才发生重大转折，一头撞进了政治圈。

　　借“美丽岛事件”崛起政坛

　　1979年12月10日，以黄信介领导的《美丽岛》杂志社为代表的部分岛内“党外”人士，因在高雄市举行抗议国民党当局专制“戒严”统治的示威游行遭到镇压，酿成“美丽岛事件”。由于对陈弃商从法有重要影响的黄信介成为涉案人，在此案进行“军法大审”时，陈毅然出面担当黄的辩护律师，从此走上政治的不归路。

　　1981年11月，陈水扁以台北市第一高票当选第四届市议员，并与谢长廷、林正杰号称市议会“三剑客”。1983年起，陈还先后担任“党外”杂志《钟鼓锣》、《政治家》、《自由时代》、《蓬莱岛》社长。1984年7月，陈以《自由时代》杂志社长身份受邀赴美参加海外“台独”团体“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年会，这是陈第一次接触台湾人在美国的团体。回台后，陈于9月份成立了“组党促进会”，以推动“党外”势力的组党运动。同年10月，《蓬莱岛》杂志因刊登文章论及国民党学者、东海大学教授冯沪祥升等教授论文《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涉及“以翻译代替著作”而引发名噪一时的“七字官司”，被处有期徒刑一年，附带民事赔偿新台币200万元。为抗议司法不公，陈宣布辞去台北市议员职务，拒绝上诉。而同年12月，陈还被选为“台湾人权促进会”第一届执行委员。1985年9月28日，在“七字官司”上诉期间，陈水扁以所谓“台湾第一勇”获“党外”共同推荐参加台南县长选举，但在国民党开放竞选、海山两派双强夹杀的策略下以高票落选。在落选后的谢票过程中，陈妻吴淑珍遭遇车祸导致终生半身瘫痪。1986年5月，陈出任“党外公政会”台北市分会会长，先后参加了中山国小“台北市问政说明会”和要求当局解除军事戒严统治的著名的“5·19绿色行动”。6月，陈因“蓬莱岛案”被判入狱8个月。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成立。同年底，吴淑珍“代夫出征”参选“增额立委”并当选。

　　1987年2月，陈出狱担任“轮椅立委”吴淑珍的“特别助理”，并在“立法院”率先成立了第一个“国会议员”专属办公室。为培养自己的人脉和亲信，陈还成立了“财团法人福尔摩沙基金会”。在此之余，陈曾重操旧业，做起了律师。

　　1987年，在民进党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当天，陈公开宣誓加入民进党。3月，民进党召开临时“全代会”，陈以高票当选民进党第一届补选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并被推为“四一九行动”总召集人。同年底，陈首度当选民进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自此时起直到1998年7月，陈连选连任民进党第二至第八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在党内扮演举足轻重的决策角色。1992年1月10日，在陈水扁领军下“正义连线”正式成立，并逐渐发展成为民进党内最重要的派系之一。1998年7月，在民进党八届一次会议上，陈及其领导的“正义连线”一举夺得5席中常委，成为民进党中央最大的派系。2002年7月，陈水扁兼任党主席，“正义连线”与“新潮流系”结合占据了党中央的核心。

　　“立委”、市长跃升至“总统”

　　1989年，陈水扁亲自披挂上阵，参选“立委”，年底陈以高票当选最后一届“增额立法委员”。1992年底，陈当选连任第二届“立法委员”。在六年的“立委”期间，陈曾先后任两届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并于1992年3月以首位在野党“立委”当选“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1990年10月16日，陈水扁公开宣布，将调整问政方向，不再“为反对而反对”，同时以政策辩论取代政治抗争，为民进党走向执政迈出了第一步。凭借其法学素养，以“做什么、像什么”为座右铭，在六年任内，陈水扁成为“立法院”中睡得最少、起得最早、发言排队总抢第一、质询锋芒最厉的委员，特别是成为首位在野党“国防委员会”召委后，专揭军方和“国防部”的弊案，成为最令军方、“国防部”和“国安局”官员最头痛的人。诸如逼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职、将“国大代表”改为无给职、揭发国民党大老李焕之女甲等考试舞弊案、“尹清枫命案”等全岛瞩目的事件，都使陈声名大噪，同时在社会上塑造了其“专业、认真、负责”的形象。1993年7月，《美国新闻周刊》特别报导陈水扁，形容他是“台湾政治竞技场的风云人物”。美国《时代》杂志曾将其列为“全球未来百位领袖人物”之一。

　　1994年底，陈挟“立委”任内的突出表现，代表民进党投入第一届民选台北市长。结果，利用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和新党候选人赵少康之争而出线，成为首届民选台北市长，跨上了政治生涯中至为关键的一级台阶。上任后，陈刻意展现“与国民党不一样的作风”，组成超党派的市府团队，推行所谓“新市府运动”。四年市长任内，陈致力于市政建设，提升行政效率，加强便民服务，取缔违章建筑和违规广告招牌；强势取缔住宅区色情和电玩机、推动“青少年保护措施”以整顿社会治安；捷运提前通车解决了交通拥挤问题等，台北市也因此成为一个“以服务为导向、为目标的活力政府”，施政满意度一直保持在70%以上的纪录。陈水扁在台北市的成功执政被岛内舆论称为“台北经验”。民进党也因为有了“台北经验”这个样板，1997年底第四届县市长选举时，终于在地方执政版图上击溃国民党近50年来独霸的局面，一举夺得全台12个县市、且大多是富裕的都会区的执政权，使国民党沦为地方在野党。陈水扁也因为在选举中的卖力演出而掀起了“陈水扁旋风”，其重点辅选的县市几乎全数当选，成为民进党内无人匹敌的超人气明星。

　　1998年底，民进党再次推出缔造出“台北经验”的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结果，陈水扁以获68.8万票，得票率为45.91％而败给国民党形象清新的候选人马英九，但得票率仍比上届选举时增长了2个百分点。兵败台北市并没有降低陈水扁长期累积的“超人气”，却从反向促成了陈投身于2000年“总统”大选。1999年，在民进党的征召下，陈与吕秀莲代表民进党角逐2000年选举。2000年3月，在宋楚瑜参选、国民党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民进党候选人以497.77万票，39.3%的得票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和其他独立参选人，当选“总统”。

　　务实善变的性格

　　陈水扁之所以能够从一名普通的律师一步步成为反对运动的显赫人物，并最终登上台湾领导人的“大位”，除了思维细密、做事执着、肯吃苦外，更重要的是与其政治性格务实、善于妥协、协调分不开。陈水扁自云：追求卓越、“是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像什么”是他的人生期许。陈也常对外表示：“认真做好现在的工作，下一个机会自然会到来”，其迎合社会趋势的可塑性由此可窥一斑。这一人格特质来源于自幼家庭的贫寒培养的生活独立性。正是在这一人格特质之下，陈懂得什么时候能做什么事，懂得策略对于目标的重要性，并据此能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如他“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来调整府会关系，亲自登门认错的方式化解与彭明敏之间的“阿婆生子”风波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陈的“务实”性格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对“台独”主张的态度调整方面。为了使“台独”主张不影响民进党执政和自身对权力的追逐，在民进党通过有关台湾前途的几个重要决议案时，陈水扁均扮演了居中协调的关键角色。1994年参选台北市长期间，为了争取中间选民，他一改民进党传统选战策略，回避统独之争，主打“快乐、希望”和“市民主义”牌，并在竞选总部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当选台北市长后，他依照选前承诺在“中华民国国旗”与孙中山遗像前完成法定宣誓仪式就职。

　　1998年寻求连任台北市长失败后，陈立即针对败选原因——省籍和统独问题进行了检讨，于1999年初提出了“新中间路线”诉求和“建立超党派政府”主张。在正式代表民进党角逐台最高领导人后，在坚持“台独”理念的前提下，他也在选民最为关心的两岸和平问题上做出策略调整。1999年11月，陈抛出“跨世纪中国政策白皮书”，明确主张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对“公民投票”进行重新解释，宣称“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并提出两岸为“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批评国民党的“戒急用忍”政策，提出以“积极管理”来代替“临时性的、消极性的政策”等等。随着选战的升温，陈声称当选后“不宣布台独、不搞公投入宪和两国论入宪”；在选举最紧张时，为了化解部分选民对其“台独”主张的疑虑，又抛出了所谓“发展两岸关系七项主张”。2000年5月，陈水扁正式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后提出了“四不一没有”的主张，随后他又相继抛出了“统合论”、“大胆讲话”等，这些淡化其“台独”色彩的主张，虽说带有捞取选票、塑造政绩和欺骗误导岛内民众的明显意图，但客观上也显示了陈趋向务实的作风。

　　在从政过程中，陈水扁还比较重视保持与工商界的联系，并培养了丰沛的人脉。早年陈当执业律师时，就长期担任长荣集团的法律顾问，深得总裁张荣发的信任与欣赏，第一次参选台北市长的巨额经费主要来自长荣集团资助。台北市长任内，由于被不少人看好有可能是下任“总统”，不少政商名人张荣发、王永庆、吴东进、蔡明忠、徐旭东、殷琪等纷纷与陈建立关系，其中一部分人还在2000年大选中对陈的当选发挥了临门一脚的作用。陈水扁的“福尔摩沙基金会”和“台北市文化基金会”所打造的“政商军团”可以和连战的“青年发展基金会”相比，陈个人在政商界形成的关系网甚至比民进党中央的还大。而中小企业界一直是陈最稳固的支持力量，陈旗下的“福尔摩沙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小企业界的捐助。

　　“台独”理念的坚持者

　　陈水扁一直是激进“台独”的主张者和坚定支持者，但陈也是民进党内较早对“中国是攸关台湾前途最关键的强权”有所认识的政治人物。1990年7月，陈曾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这趟大陆行使其认识到国民党对中共的了解有限，而民进党对中共的了解更不如国民党。返台后，陈特别建议民进党中央党部应成立大陆事务部。同年11月，陈在“立法院”总质询中，提出两岸以东西德“基础条约”模式，签订“两岸基础条约”草案，这是陈从政后的第一份具体诉诸文字的大陆政策思维。1992年5月，“国统会”讨论“两岸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之可行性”议题，陈再度提出“十大行动纲领”，这是陈对两岸关系的进一步论述，他主张“国统会”应调整为“国家前途发展委员会”或“两岸和平促进委员会”，性质上则以“两岸政治性谈判机构”定位。

　　然而，陈水扁对大陆的认知并未能改变其顽固的“台独”理念，陈的“台独”色彩非常浓厚，民进党建党以来的三次重大“台独”文件的通过都与他有关，是民进党“台独党纲”获得通过的推手和关键人物。

　　1988年4月17日，民进党“二全”一次临时会议通过陈提出的“有条件独立”修正案，即“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在台湾不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独立，”此即“4·17决议案”。1990年10月7日，民进党“四全二次”大会又通过了陈水扁提出的“台湾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修正提案，此即“10·07决议案”。1991年10月，民进党五全大会上，陈提出在“党纲”中增列“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之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的修正案，此即臭名昭著的“公投台独党纲”，从此，民进党与“台独党”划上了等号。在经过数次选举的历练后，民进党内对这一“公投台独”党纲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围绕“台独党纲”是否修正的争议、相继出现了“台独的新世代纲领”、“台湾主权独立、改变现状、公投决定”等等，在不动“台独党纲”本文的前提下，民进党对激进的“台独”主张已做出了务实的调整，而在此过程中，陈水扁起过关键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1999年5月，为因应2000年大选和党内是否修改“台独党纲”的争议，在陈水扁的主导下，民进党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首度以党的文件形式公开承认所谓“中华民国”，宣称“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应尽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等。但是，由于“台独党纲”的存在，民进党的“台独”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且陈水扁本人在竞选过程中，仍一再向激进“台独”势力表白其“追求台湾主权独立理念不变”，高喊“台独万万岁”，并在其所谓“宪政白皮书”中明确主张“未来宪法应确定台湾的领土主权”。陈水扁上台后，为缓解各方压力，维系“台独”政权，开始施用其惯有伎俩，提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推行“只做不说的两国论”和“渐进式台独”路线，两岸关系发展始终潜伏着危机。今年以来，随着权位的基本稳定，陈水扁的“台独”立场日趋强硬，7月他提出“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走咱台湾的路，走出台湾的前途”；8月3日，他更露骨地提出“台湾与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要认真思考公投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撕下了其“四不一没有”的伪装，彻底暴露出其“台独”的真本质。可以看出，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统后，自诩为“台湾之子”的陈水扁将会更加坚持其“台独”理念，并以各种手段在和个领域贯彻其“台独”路线。

吕秀莲：嘲布什 笑黄俊英 爱戈尔 化妆只用3分钟

　　中评社香港3月18日电／女权分子、深宫怨妇、老姑婆……吕秀莲自2000年当上台湾“副总统”，七年来，负面的言论和形象一直伴随她，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一直予人有强烈驾驭男性印象的吕秀莲，心中原来亦有欣赏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perfect 的。自己（的年纪）那么大和阅历那么多，要欣赏一个人和批评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但case by case，我比较欣赏美国的前副总统Al Gore（戈尔），他做人有原则。”

　　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访问时，吕秀莲说：“戈尔当年参与美国总统选举，以‘一票’之差败给布什。他很有原则，为了避免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困恼，放弃了重新验票。他没有当上总统，反而布什给当上了。”暗嘲蓝营黄俊英要求重验高雄市长选票，“给国家带来很大的困恼”。

　　吕秀莲称，虽然戈尔事后来台，大家碰过面，觉得对方仍受选举落败影响，有点儿不开心，“但几年过后，Gore却投身在环保事业，且非常enjoy。”

　　让人肯定你才最重要

　　吕秀莲在谈到Gore处事的原则时，特别提高声调：“他不再是美国人的领导，而是世界的领导……我看这个更好。虽然，布什当了美国总统，还连任，但历史将来怎么写他（布什）我不知道。Value（价值）很重要，甚么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让人肯定你，感觉你才最重要。”

　　致力环保事业的戈尔，不仅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2007年“地球卫士奖”，还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一时间美国掀起了一股“戈尔热”。

　　至今仍独身的吕秀莲，对外界关注其情归何处？“这个世界不是天堂，没有perfect，nothing perfect and no one perfect。自己也不是很完美……你看，社会上变化那么大，有很好的感情也不见得要结婚吧！现在的婚姻状况又不稳定，很多人离婚。”吕称，两个人结婚是一件很私人的事，身为公务人员，不应该拿出来谈。

　　被“迫”说出与学长初恋

　　“说我为甚么提倡妇女运动，是因为（我）被男生欺负，一定感情受伤，才会那么恨男人，才会提倡新兴主义。”吕秀莲在谈到大学时，与学长一段初恋，差点成为他人妇的往事时，虽然声音平淡，但脸上挂上丝丝笑容，“（我）是因为被（外界）迫，才道出这段感情的。”

吕的初恋对象，就是当年念台大法律系时的学长，两人以笔友形式交往，情书写得甜蜜蜜。学长写着：“我思念的秀莲，今天从台湾回来的朋友，把你的相片交给了我，仿佛你就真的在我面前一样，让我的心怦怦乱跳，脸也变红了，我自己噗嗤苦笑了一下，相片里你的模样，远比我想像的还稚嫩，又很女性化，看来我已经迷上你了。”

　　只是这段感情却因吕改往美国深造而告吹，“毕竟它只是我生命中的一小段，现在对我来说已没有甚么意义了！”

　　“我不是trouble maker，是peace maker”

　　十八无丑妇。年轻时的吕秀莲，不仅样子清秀，也是全台最顶尖的女子高中，即“北一女中”的状元。

　　许多读者和网友在目睹国民党党史馆日前公布尘封已久的文件，吕与陈水扁等人年轻时曾加入国民党的档案时，无不对年轻、长发披肩、样子颇为清秀的吕感到惊讶！有网民感叹地说：“学长……吕秀莲是怎么了，怎么现在……”

　　成绩一向优异的吕称，在初中时候，哥哥都会开书单给她，要她读许多中外名着。

　　一向予人“麻烦友”感觉的吕，高呼“我不是troublemaker，是peacemaker。”她称，媒体一向是男性沙文，以为女性是弱者，老是欺负她。

　　“‘深宫怨妇’这四个字，不是我说的”

　　“那是2000年3月18日‘总统’选举以后，第一次有女性当选‘副总统’，有很多人当然不高兴啦！开始写文章、画漫画。有人写我这四年（任期）最好不要有声音，做深宫怨妇。这（四个字）不是我自己说的啊！”对于外界至今一直误解“深宫怨妇”为吕秀莲的金句，她归根于媒体的力量太大。

　　“（我）很多时候没有去澄清的话，就会一直被误会下去，害了我吃了七年的苦。”话说，吕对“深宫怨妇”之说一度耿耿于怀，并曾埋怨许多漫画家推出的系列“深宫怨妇”漫画，把她画的太丑了。

　　“我每日化妆只用3minutes”

　　经常化行装、作艳丽打扮的吕秀莲，是否有专人伺候？“没有，甚么都自己动手。”“化妆也是自己？”“3minutes，很快吧！”吕哈哈大笑，看来她又比原先的5分钟快了两分钟，“就眼影，腮红、口红，一下子就好啦！”

　　就记者观察，吕经常爱打蓝色眼影，令人眼前一亮。据悉，吕曾进行眼部整容手术，消除眼袋。吕喜以不同装扮亮相人前，她最喜欢的一套衣服，便是用甘比亚女副总统送她一块布料制作而成的，“（那块）布的绣花很漂亮，我于是找人设计。”吕称，自己许多衣服都是旧的，从不跟潮流走。

“小时候曾埋怨（爸爸）为甚么（给我）取了个那么俗气的名字”

　　“小时候曾跟爸爸吵架，埋怨（他）为甚么（给我）取了个那么俗气的名字。”吕秀莲记得爸爸曾对此讲过一句话：等你长大后就知道莲花有其特殊的意义。果然，长大后，吕发现莲花很特别：首先，从考古学来说，它在一亿五千年就在地球上出现；第二，从文学上来说，它是花中君子；第三，在宗上，它很圣洁，台湾许多宗都选用莲花，更重要的是它出于污泥而不染。“一朵花有那么多用意和内涵是比较少有的，现在我觉得非常powerful，爸爸为我取了这个名字。”

　　“很少政治人物像我那样会写小说吧”

　　“很少政治人物像我那样会写小说吧！”吕秀莲是台湾政坛的异数，至今出版了各类书籍超过15本。当中，她在狱中撰写的小说《这三个女人》，曾引起文学界一阵好评，现正改编，拟拍成电视剧。“希望今年可以（拍）出来。女主角方面，我不管那么多，只要剧本内容和小说不相差太远就OK了。”

　　她说：许多读过这本小说的女人，都会在书中看到属于自己或属女性同胞的影子：一个看似拥有一切却失落自我；一个未婚单身但生活多采多姿；一个则是守寡三年，回首对丈夫的爱恨往事的女人。据悉，有关方面拟邀请刘嘉玲，吴倩莲等担任女主角。

　　“很久没下厨了，用了半个多小时找不到菜刀”

　　贵为女性“副总统”、台湾着名的女权分子，吕秀莲是否只懂工作，不懂下厨。“谁说的，我以前都是自己做饭的呢！台湾前着名的烹饪大师傅培梅，我曾经认真的上过她的课呢！”

　　吕坦承，现在因工作繁忙已很少下厨了。“讲个笑话给你听，有一次回到家，肚子很饿，又不忍心把管家吵醒，自己找了个（讲不出口，由秘书提醒），对，叫泡，又想加点青菜，结果呢，在冰箱找到了青菜，但用了半个多小时却找不到菜刀。”她笑说，就是因为很久没下厨的原因，最后只有吃“斋”泡顶肚子。

　　“我的人际关系最棒”

　　“我的人际关系最棒！”吕秀莲在政坛上一直予人人缘奇差的印象，然而，她亦有好“姊妹”，即新上任高雄市长的陈菊。这对金兰姊妹花，前者62岁，后者57岁，两人均未婚、均属台湾着名的女权分子，两人在1980年因“美丽岛”事件而被判刑。“我们当时被关在一间牢房，面只有三个榻榻米，情况很糟糕。”吕称，后来在她们的抗议下，当局才为她们分房，两人的深厚感情就是在牢房建立起来的。　

国民党简介

　　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在孙中山领导下，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实现国共合作。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实现合作，经过八年抗日战争，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重新挑起内战。1949年7月16日，为挽救败局，国民党顽固派成立“非常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席，1949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废除“总裁”制，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其后则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失败，李登辉被迫下台，由连战继任。2000年6月18日，国民党召开“十五全”临时会，连战正式当选为党主席。

　　●国民党的“再造”

　　改革国民党一直是李登辉的一项重大任务。因此，在台第九届“总统”选举后，国民党便刮起了“革新”之风。1996年4月8日，国民党中央展开“党务革新”规划、部署工作。随后，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台湾省党部等部门根据李登辉的指示，进行了“党务革新”的探讨。7月24日，组工会草拟完成“党的再造案”。7月2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筹备会，确定了国民党“再造”的五大实施纲领，即“调整组织、文宣造势、深耕社区、推动政党合作、探讨民意与改进行政管理”。8月8日，国民党十四届四中全会议题研修小组修正通过“党的再造”案，将原方案的五大内容修改为“组织动员、文化宣传、政策协调”三大内容。8月15日，国民党党会通过“党的再造”案，确定前述三大内容为三大改造主轴，并决定送交月底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进行最后的“表决”：“表决”之后，国民党中央成立“执行小组”，以4年为期，以便在公元2000年以前完成国民党的“再造”。

　　《台湾周刊》一篇署名沅的文章曾专门就国民党的再造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国民党的“再造”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结构，归口管理。本着“中央精简、省级整合、地方充实”的原则，将国民党的组织规划为“组织动员”、“文化宣传”、“政策协调”三大块，全面检讨各种各级党训之组织结构、工作项目与员额配置。具体做法是，将中央现有工作会、委员会并入这三大部门，不能并入者或裁撤，或与其他组织合并；各省级党部作阶段性和局部性调整，未来部分省组专业党部因为功能萎缩等因素将考虑合并；归并特种党部，部分特种党部划归地方党部；整合党营事业，强化经营管理；地方区党部之等级、员额编制与经费，依据选民数、党员数及投开票数配置；调整地方党部之辖区与业务职掌；现行村里区分部改称工作责任区，工作责任区所属党员划编小组，居住在工作责任区内之专业党部党员实施双重任务编组；县市党部成立“服务基金”管理委员会等。国民党现已将“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改名为“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将原由中央文化工作会主管的党营文化事业归口到“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其它组织的调整工作正处酝酿、协调实施之中。

　　第二，精简人员，节省开支。由于历史原因，国民党的党机器特别庞大，每年的人事开支近40亿元新台币。面对外界对党产的诟病和越来越沉重的选举经费负担，国民党不得不采取节省开支的办法。一是裁撤、合并中央及地方机构，减少人员编制和员额，检讨人事晋用、退休制度，力争将每年的人事费压低到20亿元以下，将节省下来的经费投入辅选。二是整顿党营事业，将《中华日报》与《中央日报》合并，减少亏损，精简党营文化事业人员，并将党营文化事业归入“投资事业民族管理委员会，明确规定党营文化事业以营利为主要目标。三是在地方党部中成立”服务基金“，将党员缴纳的党费或其他捐款，一半存入”服务基金“，另一半及”服务基金“所生利息作为县、区党部服务活动及经营工作责任区经费，减轻中央党部的财务负担。

　　第三，转换组织功能，提升党的竞争力。使党务系统完全服从、服务于选举。未来党务工作的重点：一是了解民怨，将民意反映给行政部门，使“党工义务化”、“组织社区化”、“活动社会化”、“运作服务化”，让民众真正感受到国民党的关怀，发军“全民政党”的力量；二是“公职挂帅”，公职人员与党务系统结合，让基层党部成为党籍公职人员的服务中心，各地党部及党工都要以辅选党籍公职候选人和为现职公职人员服务为工作重点，以辅助党籍公职人员的好坏作为考核党工的主要指标，并实施辅选责任制。归结起来就是，国民党未来的组织构成及运作都要以赢得选举为中心目标，使国民党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下放权力，充实地方党部。一是地方党务自治，将中央一条鞭式的指挥权下放到地方，使地方党部有更多的自主权。为此，扩大县、市党部组织，规定各县市党部除票选的县市委员会委员外，还拟将该县市的“立委”、“国代”、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会长列为当然委员，并由这些委员互选出县市党部主委，改变过去县市党部主委由中央派任的做法。二是整合地方党部，把公职人员的竞选总部、后援会纳入地方党部组织系统，使这些本是地方派系领袖的公职人员参与党的决策、协调，以有利于改善已往地方公职“民代”与党务系统壁垒分明的弊病。

　　第五，强化政策协调，推动政党合作。未来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组织除了辅选之外，另一重要功能是做好各行政部门与“国会”协调和国民党与在野党协商的工作。党组织要熟悉党籍“国会议员”的情况，及时将他们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化解他们与党组织及他们之间的恩怨情结，使他们能与各级各种党团组织保持一致，保证国民党的政策顺利实施，保住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为了化解反对党的压力，继续保持身份，国民党决定推动“政党合作”。为此，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制订了“政党合作办法”，中央高层人物也频频与民进党、新党接触，如李登辉会晤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吴伯雄造访民进党与新党、决定与新党共同成立“新时代论坛”等。国民党还在“国民大会”成立超党派的“修宪委员会”，将“政党合作”的范围确定为“国家安全”、“宪政体制”、公共政策和民生法案，力求使政策协商制度化，发挥政党良性互动功能。

　　第六，加强党员联系、扩大党员队伍、培养政治人才。依西方国家政党管理的模式来加强与党员的联系，扩大党员参与面，借重义务干部，运用资源，邀请各级选任从政党员共同推展基层党务工作；吸收菁英入党，壮大基层组织；结合外围组织，推展社会群众运动，增进国民党与社运界的关系；培植政治人才，对形象清廉、具有发展潜力的党员，分别纳入人才库，有计划的予以培植、训练、储备、适时辅导参加公职人员选举。

　　李登辉推动“党务改革”，目的是想通过机构调整、人事革新、决策模式的改变来排除异已势力，培植自己的班底，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新权威。但由于国民党内长期陷入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派系纷争，李登辉主导的“党务革新”受到了党内的批评与掣肘，各种革新方案要么搁浅，要么走调，或者只有部分项目得到落实。李登辉推动的“党务革新”一再延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自1989年以来，台湾每年都有大选，国民党为了保住执政地位而全力应付各项选举，以至于对党的改革没有投入很大的精力。但“总统”选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已完全主控国民党权力中心，非主流派势力的影响力极弱，国民党领导体系趋于一体化、单纯化，李登辉想推动的“党务革新”阻力已排除。其次是“总统”大选过后，台湾要到次年底才有选举，这样就出现了选举“空当期”，国民党有时间与精力来进行党务的整顿。而推动国民党进行改造的最大原因在于国民党面临新的形势，甚至濒临危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进行改革。一是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在“立法院”中已实质不过半，国民党执政党地位岌岌可危。二是党组织对党籍公职人员的约束力下降，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实施。三是选民对国民党的认同感减少，社会菁英不愿加入国民党，社会资源大量流失。四是面对政治多元化、反对党不断强大的现实，国民党必须放下一党独大的身段，处理好与反对党的关系，并善加利用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基于以上原因，国民党在1996年4月以后就着手党的整顿与改造。之后，国民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改造计划。

　　国民党的这次改革或许会给国民党带来一些生机。但问题是，从方案规划的纸上作业以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存在相当的差距。首先，李登辉要把国民党组织系统定型为“选举机器”，但国民党是一个强势的政党，其有众多的党产，党组织结构复杂，党主席权大位高，权力机制呈三角形，组织运作是以上临下，由党可以入政，由政亦可以入党，党职的权力有时比当局行政部门的权力还要大，要脱胎换骨真是谈何容易。其次，以国民党百年的历史、刚性而外造的政党性格，要在旦夕间蜕变为一个以地方掮客主导的世俗化政党，或许国民党在选票上有些增长，但可以要付出理想性格丧失、党员认同弱化的代价。一些党内高层人物指出，国民党赢了选票却丢了理想与纪律，国民党将无以生存。第三，由于“再造”方案与该党现行组织体制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加上组织的变动势必同时牵动大量人事与权责的变动，这样就面临既有党部官僚的反弹与阻碍，部分党工与党的管理干部因害怕被裁减或丧失权利而对“再造”提出异议和反弹，中央高导以也有人反对过激的改革。再者，将地方社会势力纳入党内，国民党可能成为派系松散的联盟，从而使国民党陷入激烈的派系之争，最终导致国民党的分裂。

　　对于国民党的“再造”运动，台湾媒体多有评论。其中《联合报》发表的题为“国民党面临蜕变”的新闻分析文章指出，对于政党而言，选举没有别的，就是求胜；对于民众而言，就是希望选上的官僚可以提供更好的施政，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因为国民党党内事务往往影响当局决策，党内精英往往成为掌握庞大资源的政府首长，人民对国民党才会有更高的期待和鞭策如果国民党的“再造”包括李登辉经常提出的“心灵再造”仅止于人事精简，减轻财物负担，以演唱会、健行等户外活动取代过去的集体入党宣誓等制式仪式等，和一般人民大众没有太大关系，就不会有什么彻底而清新的变化。可谓一语见的。

李炯
2004-02-12

民进党简介

　　民主进步党，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简称“民进党”。系由原“编联会”、“公政会”等党外组织为基础而建立的以国民党为对手的在野“反对党”。号称拥有2-3万名党员。在“民意代表机构”中拥有24个席位，省、市“议会”中也拥有近40个议席，在1997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得票率超过了国民党，赢得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已召开过八次代表大会，在岛内各县市已基本建立基层党部，江鹏坚、彭明敏、许信良、林义雄等曾任该党的主席。现任民进党主席是陈水扁。党内主要派别有美丽岛系、新潮流系、前进系等。在2000年3月台湾大选中，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裂，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的选票当选台湾“总统”，从而使民进党由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

　　●民进党的成立及其“台独”运动

　　（一）从“5·19绿色行动”到民进党的成立

　　1979年12月高雄事件后，党外势力再次崛起。1983年9月先后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和“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成为党外较有影响的两组织。1985年底，党外势力在地方选举中获得平均30%的选民支持（台北市达40%左右），为了准备1986年底“立法委员”和“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公政会积极筹建各地方分会。而国民党此时也有意推行“政治革新”，有与党外人士沟通的意向。国民党派了3名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与公政会理事长尤清及秘书长谢天延等人会谈“沟通”。经过沟通，双方达成三项谅解：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有共识；参加人士对公政会及其分会的成立均表同意，中是对登记名称，是否要用“党外”二字有待进一步研讨；参加人士一致同意，要共同为政治和谐努力。这是国民党与党外人士的首次沟通，双方达成一定的谅解，不少评论家对此认为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一大契机。但是，这次党外人士与国民党当局的沟通，却受到了国民党内部强硬派和党外人士中激进派的不满。党外激进派认为，只有街头抗争，才是发展党外势力，推动“民主”的正确方法；而国民党的强硬派则要求不姑息党外人士，对他们的活动要予以取缔。此时，在沟通后不久，又传来国民党对开党禁及“解严”问题仍持保留态度时，在党外阵营中又掀起了一次震动。原来持反对沟通的党外人士更坚定了街头抗争的信念。党外人士决定搞一次街头游行示威，并成立了包括江鹏坚、洪奇昌、尤清、陈水扁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计划在1986年5月19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当局解除戒严，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这次被命名为“5？19绿色行动”的示威游行，双方都显得相当的克制。党外人士游行时提出的口号是：“反戒严，争人权”，并戴白口罩，以示“骂不还口”，并称这次行动不是游行，而是“自由散步”。警方虽一再警告党外人士不要游行，但也未采取过激行动。这场从上午10时开始，先是游行，后是静坐示威，最后是轮番讲演的行动，始终是在有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晚10时，疲累的双方获得协议，参加这次行动的上千群众，在警察以人墙排成的疏散道中逐次散去。这次行动，双方僵持长达12小时，终未发生冲突，创造了党外历次抗争的记录，同时它也是自1985年以来党内外对峙的反映。

　　但是这种对峙是暂时的，党外人士在组党问题上进入下半年后步伐加快。下面的一张时间表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步伐：

　　1986年6月，公政会组成“秘密建党委员会”。

　　7月，公政会“首都”分会理事长康宁祥提出时间表，预定1987年组党。

　　8月3日，公政会举办各分会会务研习会，与会人士建议尽速组党。

　　8月6日，台“新闻局局长”张京育指称公政会为非法组织。公政会对此不屑一顾。

　　8月9日，公政会“首都”分会举办组党说明会。

　　8月底，公政会秘书长谢天延指出：党外组党进入读秒阶段。

　　9月3日，党外成立“1986年选举后援会”。

　　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1986年9月28日，海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议，推荐“立委”、“国代”候选人。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竟戏剧性地诞生了台湾第一个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台湾新闻媒介用“抢摊”一词来说明民进党的成立，因为它在抢在国民党宣布开放“党禁”之前成立，太突然，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也应该看到自70年代以来（再早是60年代），台湾的党外组党活动一刻没有停止过，民进党的成立同样是党外组党势力多年来与国民党抗争的结果，是岛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在台独裁专制时代的结束。

　　（二）民进党的“台独”倾向

　　民进党抢先在历民党未宣布开放党禁前突然成立，是对当局权威的公然蔑视与挑战，在台湾政界引起强烈反响。

　　次日，国民党上层即召开会议研讨对策，以“法务部长”施启扬为代表的强硬派等人士认为，无党籍人士在“公政会”问题未解决前，贸然组党，已危及政治的安定，必须依法处理，绝不让步。国民党内的保守分子还主张用过去镇压《美丽岛》组党集团那样的严厉手段，将民进党首要骨干“逮捕法办”。

　　10月1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言辞激烈地批评“组党”是“极少数人无视国家前途与法律尊严，置社会安危于不顾，不但不知和衷共济之为贵，反而乘国家之危，来伤害国家的团结安定”。

　　但蒋经国对党外组党问题采取“宽容政策”。早在民进党成立前的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说，国民党正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很快会达成结论，但“任何新党都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的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划清界限”。他把“遵宪、反共、反台独”作为建党“三原则”提出。对于民进党的成立，美国一些政府官员非正式表示：台湾当局“应该以耐心、开明和精敏的手法来因应这件事，不要流于冲动，做出过敏反应”。因此当民进党成立后，蒋经国权衡再三，决定对民进党采取“宽容”。他召见李登辉时说：“此时此地，我们不能以愤怒的态度，采取激烈的行动，影响社会治安，我们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安全、国家安全为首要考虑，来处理国家的事情”。10月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话时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接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两项“政治革新”方案：一，即将取消“戒严令”；二、修改“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准备开放党禁。这样，国民党对民进党的成立，既未承认“合法”，也未采取制裁措施，实际上开出容忍的绿灯。由于组党的思想准备不足，成立之初的民进党成分复杂，政见不一，人们称之为“虹党”，犹如雨后彩虹，五彩缤纷。它是一个为反对国民党而集结在一起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目标各不相同的集团联合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台独”倾向日益明显，成为“台独”在岛内活动的温床和基地。因此民进党的“台独”倾向发展有一个过程。民进党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其主要目标是冲破“党禁”，壮大声势，争取群众，站稳脚跟，形成能与国民党抗衡的在野党。在这段时间里，其活动内容大体说来有：推动“返乡省亲运动”；要求废除“戒严令”；抗议制定“国安法”；提出“全面改选国会”和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等等，并采取以“街头”运动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活动策略。这一时期民进党的活动对打破台湾多年的政治格局，推动台湾实现政党政治，迫使国民党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民进党自成立之日起，“台独”的影响与民进党形影不离。人们称之为“台独”党也是完全有理由的。

　　“台独”思潮渗入民进党并非怪事。考察岛内外活动的历史，反对国民党的专制，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是其主流，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一些人基于对国民党不满又对中共不满，以及国共两党关于“统一”主张所造成的逆反心理，使他们的分离倾向滋长。这种分离倾向是“台独”思潮长期影响所致，它虽然与“台独”主张尚有区别，但却是“台独”势力在岛内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党外势力与“台独”虽有区别，但在受国民党的压制和打击，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要求革新方面有不少一致之处，这就是在运动之初，党外势力和“台独”分子影响党外人士，一些党外人士也因此而滑向“台独”。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党外人士具有“台独”倾向，有些人还成为“台独”骨干的原因。

　　民进党自成立之日起，其“台独”倾向就已显露。

　　1986年11月，民进党“一大”通过党纲，提出“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自决”的原则；1987年，民进党“二大”将“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写进大会的决议；1988年4月，“二大临时会”进一步称“台湾国际主权独立”，提出了“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民进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1989年，民进党又希望以“独立的政治实体为考量的准两国两府模式”来为台湾定位；1990年的“四大二次会议”，民进党再次以决议方式通过“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蒙古”；1991年8月24日至25日，民进党借“人民制宪会议”的机会，提出“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将“国号”命定为“台湾”并以“事实主权”的原则规范台湾的领土范围，明订台湾的领土变更，“应该依照当地住民自决原则，并经国会议决议通过”等。28日，民进党中常会讨论通过了该“草案”。这部公开打出“台湾共和国”旗号的“宪法草案”的出笼，向世人昭示，民进党不仅要争夺台湾的统治权，而且要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同年10月13日，该党“五大”又通过“台独”主张列入党纲修正案。11月12日，许信良就任民进党第五任党主席并发表演说，短短的几年，民进党从纲领到行动，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党”。（三）民进党“台独”活动特点分析

　　民进党成立以来，随着国际形势和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民党“宪制改革”，使“台独”势力取得了结社自由，生存发展空间有所扩大，作为岛内“台独”主导力量的民进党，在“立委”选举和“省市长”、县市长等地方选举中取得了不少席位，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也得到不少选票，成为台湾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制衡力量。面对世界新的格局和两岸关系情势，“台独”势力已对其运动的着力点和运动策略进行了调整，从而使该势力本身及其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1.“台独”活动已由地下转到街头，由隐蔽走向公开，由海外转向岛内

　　从台湾光复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对“台独”活动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致使“台独”在台湾岛内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那时他们的活动是地下的、隐蔽的，且都在海外活动。1986年以来，“台独”分子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为幌子，公开拉帮结伙和参加各种选举，其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由隐蔽走向公开。后台湾当局又对“刑法100条”和“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规作了修改，以及李登辉对“台独”的宽容和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不仅为海外“台独”分子回台敞开了大门，也使“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活动合法化。海外“台独”组织“台独联盟”、“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等乘机将主要力量转移到台湾；海外的“台独”活动已明显减少，其活动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岛内。

　　2.发挥强力制衡作用，取代国民党执政的企图心和实力增强

　　夺取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台独”势力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民进党1992年底二届“立委”选举赢得了31%的选票和近1/3席次，1993年底在县市长选举中取得1/2以上席位，1995年第三届“立委”选举得到32.93%的选票，1996年“总统”选举中又显示了力量，这增强了“台独”势力取得政权的信心。他们宣称要在本世纪结束夺取国民党政权，使国民党成为在野党。为此，民时党发表“国是建言”，提出“总体建国方略”，从“宪政改革”、“国家定位”、“两岸关系”、“六年建国”、“地方自治”、“社会福利”诸方面，系统地阐述对各项政策的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夺权纲领”。在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夺得了12席县市长职位，不仅在总席次和得票率上首次超过了国民党，更重要的是所执政县市总人口占全部的71.59%，地方税收占83.12%，地方总预算占69.24%，成为地方政权的“第一执政党”，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直接威胁。

　　同时，由于民进党在“立委”席次的增加，在“立法院”内充分运作，灵活运用国民党内的矛盾，与新党、无党籍及国民党次级团体合作，在“立法院”内有效地发挥了对国民党的制衡作用，可以预料，这种政治上的制衡因素，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将越益增强，民进党将成为岛内实力最强的反对党，甚至有可能上台执政。虽然在1998年底的“三合一”选举中有所失利，但仍是台岛内的第一大反对党，其实力不容低估。

　　3.改变斗争策略，转换党的体质

　　自民进党建党以来发展的10余年历程看，其斗争策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党初期，民进党动辄发动群众走上街头，甚至不惜制造流血事件，借以壮大声势，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进入90年代，随着国民党“宪政改革”的推展，岛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民进党在政治上的实力也有所增长，于是斗争策略也开始调整，不仅大规模的街头造势运动已基本放弃，而且议场上的抗争也较以往理性了许多，就连一向热衷于街头群众运动的党内激进派，例如“新潮流”和“独联”，也都转向了体制内的选举路线。同时根据岛内外情势，一些口号、政策也在调整。民进党在“务实台独派”领导人主导下吸取了1991年二届“国代”选举失败的教训，不再刻意凸显“台独”或“台湾共和国”字样，淡化“台独党”形象，百是打出“一中一台”的旗号，叫嚷“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在1992年底的二届“立委”选举中，改用“一中一台”作为诉求。在公共政策的研究制订方面，为适应“宪政”后岛内外出现的新形势和自己地位、角色的变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92年第四季度起，民进党先后公布了《宪政体制改造政策纲领草案》、《现阶段两岸关系与对中国政策》、《民主进步党的外交政策》等10余个政策性文件，合称“公共政策白皮书”。它涉及到“宪政改革”、“大陆政策”、“国防”、“外交”、“经济发展”等12个方面，比较全面的勾勒出其未来的“施政蓝图”。在1992年的二届“立委”选举中，民进党以公共政策为主要诉求，提出“三反三要”口号，即“反军权、反特权、反金权、要减税、要（”总统“）直选、要（台湾）主权”，在选民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4.调整大陆政策，积极介入两岸事务

　　随着岛内“大陆热”的持续高涨，民进党已逐渐认识到未来两岸关系及台湾前途将是岛内朝野党竞争的主要议题。因此，自1993年以来，民进党一改过去在两岸关系上的冷漠态度，主动调整大陆政策，积极介入两岸关系。

　　该党高层认为：“长远来看，台湾不能与中国来往，与其发展和平共存的兄弟间的关系”；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也表示“如果台湾能与广东、福建等省份密切往来，形成经济共同体，可藉此互相牵制，对台湾的安全反而有保障”。“台独”主张比较激进的“新潮流系”也赞同在此对等的前提下组团赴大陆，把“台独意见与大陆进行交换”。在民进党党内，在与大陆接触并建立联系上已基本形成共识。1993年民进党秘书长张俊宏先后两次赴大陆访问，并要求与大陆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触。随后，民进党中央高层谢长廷、姚嘉文、蔡同荣等脱离“立委”陈水扁等，也分别赴大陆进行考察。在主动寻求改善与大陆关系的同时，民进党也积极介入两岸事务。对于1993年4月底举行的首次“汪辜会谈”，民进党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台湾和自己被出卖，因而对谈判很不放心。在这种心态下，民进党开始改变被动消极态度为主动出击。在“汪辜会谈”时，民进党积极要求监督、参与，为此竟组织了“立法院汪辜会谈观察团”前往新加坡，干扰两岸首次举行的谈判；1993年底举行的“台北会谈”，民进党也在无法参与的情况下，要求“海基会”将每日会谈的内容向民进党简报。此外，在大陆政策上，民进党还主张废除“国统纲领”、裁撤“国统会”，要求“国统会”、“海基会”纳入反对党人士，以参与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在民进党的强烈要求下，“国统会”聘请了4名民进党人士为咨询委员，“陆委会”也被迫吸纳该党人士作为当局制定政策的咨询对象。

　　民进党主动介入两岸事务，打破了以往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局面，由于其强烈的“台独”倾向和主张，也进一步增加了两岸关系，尤其两岸事务性谈判的复杂性。

　　5.民进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分化、组合加剧

　　民进党成立之初是反国民党政治势力的联合体，是在野政治明星及地方山头的结合体。由于各领导人政治阅历及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彼此在政治观念、运动路线等方面存有较大的分歧，形成形态各异的诸多山头派系。主要有党外编联会人马形成的新潮流派系，党外公政会中“美丽岛连线”人马形成的美丽岛系，还有原党外公政会的康系、前进系和超派系等。随着台湾政治形势的发展，各派系势力不断变化，并重新分化组合，康系瓦解，分别被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所收编，前进系亦并入美丽岛系。

　　长期以来，民进党内存在着新潮流派与美丽岛系之间的较量。两大派系在运动目标、斗争路线，以及国民党政权性质和台湾前途走向等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歧异，某些总是甚至严重对立，斗争异常激烈。美丽岛倾向于温和的体制内抗争，主张对政治民主化的追求优先于“台湾独立”；而新潮流派系强调对国民党统治体制的抗争和群众运动路线，主张对“台湾独立”的追求优先于政治民主化。美丽岛系人数众多、组织涣散、各自为战，成员没有纪律约束，内聚力较差，只有在党内资源重新分配时，才体现出整体运作能力。而新潮流系人数虽少，但以理念作为结合的基础，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凝聚力强，近年来逐渐到达了控制党权的主导地位。美丽岛系对新潮流系掌握中央权力不满。特别对民进党上层抱持“台独”立场不放持有异议，认为民进党的“台独党”形象严重地影响了民进党得票率的提高，是该党执政的绊脚石。他们宣扬“执政优先论”，主张与在野势力和部分国民党力量结合，早日分享权力。此外，两派在对待“李登辉情绪”、与新党“大和解”、对大陆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发展都可能引起民进党内部矛盾的激化，进而导致民进党的分裂。民进党在夺取政权的总目标下，靠“模糊台独”策略，暂时维系了党内的团结，吸纳了“台独”选票和部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选民。但也因契约埋藏了危机。激进“台独”势力跑出民进党筹组“建国党”就是这种危机的一种反映。

李炯
2004-02-12

吕秀莲 ---- “台独女狂人”

吕秀莲，祖籍福建省南靖县书洋村，1944年6月7日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至今未婚。

吕秀莲在桃园镇小学毕业后，考入台北市女子第一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后又进入该校法律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但仅读一年就辍学了。1969年，吕获得奖学金得以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1971年获比较法学硕士。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曾于1970年前往欧洲，与“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欧洲本部负责人张维嘉取得联系，这也是吕第一次与海外“台独”势力进行接触，成为其步上“台独”之路的起点。

自美返台后，吕秀莲曾任职“行政院法规委员会”，历任科长、专员及谘议，后还曾任《中国时报》、《台湾时报》专栏作家，期间并在高雄、台北设立“保护你”专线，倡言保护妇女权益，塑造“新女性”，开始投入台湾的“妇女运动”。吕原为国民党党，但从1974年起就逐渐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后来并创办《拓荒者》出版社任社长，从此步上“党外反对势力”的道路。1978年，吕在美国获得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决定返台参选桃园区域增额“立法委员”，后经“党外”协调，以“党外”人士身份参选桃园县“国大代表”，并因此被国民党正式开除党籍。同年底，由于美与台湾“断交”，吕秀莲又伙同其他50余名“党外”人士发表所谓“国是声明”，声称“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吕还进一步称，“整个台湾的历史是部被异族统治而又反抗强权的民族运动史”，国民党中“外来政权”。

1979年8月，吕秀莲参与创办党外杂志《美丽岛》，出任该杂志社副社长，成为“党外”运动后起的骨干人物。同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纪念“世界人权日”为由在高雄市组织集会并举行火炬游行，强烈要求台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后被当局镇压，史为“高雄事件”。吕秀莲因参与此次事件涉嫌“叛乱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2年。1984年3月，服刑未三分之一的吕秀莲借旧病复发而获“保外就医”出狱，在其亲戚资助下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研究国际法与人权。在美国期间，吕创办了“北美洲台湾妇女会”，与海外“台独”分子联系频繁。吕秀莲长期提倡妇女运动、争民主自由、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有台湾“新女性主义创造者与提倡者”和“党外”“第一才女”之称，但此时的吕秀莲实际上已完全蜕变为一个激进的极端“台独”分子。1988年，吕自美返台。1990年出任“民主人同盟会”理事长，“新女性联合会”理事长。同年11月，吕加入民进党，此后吕便以极端狂热的“台独”面目出现在台湾政治舞台上。

吕秀莲是鼓噪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急先锋。1991年9月，她创立“台湾加入联合国促成会”，在岛内大肆宣扬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并发起“台湾重返联合国宣达团”，到美国联合国总部鼓噪“联合国应为台湾开大门”活动。同年10月，她给李登辉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李登辉立即采取行动加入联合国，呼吁布什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2年底，吕秀莲当选台第二届“立法委员”，开始以“合法”身份要求台当局开展加入联合国活动。1993年，由她主导一小撮“台独”分子拼凑了一个“台湾国际联盟”，在岛内大造舆论，呼吁要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申请加入联合国，并通过多种途径要求台当局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开会前正式提出入会申请。1993年，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台当局首次推动参与联合国活动但遭到了挫败，吕秀莲又拟订行动纲领，宣称要在1994年《联合国宪章》纪念日正式提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95年，吕秀莲借联合国举行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之机，赶赴美国，租用汽船等在纽约鼓吹台湾应“加入联合国”，并极力鼓动在美的台湾人“向联合国会员国说出台湾人民的心声”。1996年8月，吕还挖空心思地发起所谓“帮助联合国，荣耀新台湾，捐百元小钞，立千秋大业”的闹剧。9月份她拿着从4万多不明真相者手里东拼西凑来的16万美元到联合国总部，要求“国际社会不应将两千一百万的台湾人民排除于国际组织之外”，寻求联合国对台湾的“承认”，但遭到联合国的拒绝，碰了一鼻子灰。1999年，台当局以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为诉求推动“参与联合国”活动，但在当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英、法首次明确表态反对“台湾参与联合国”，形成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向台湾推动“参与联合国”“说不”的场面。面对如此惨败，吕秀莲仍于同年10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广告，并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公开信，要求联合国成为“不分国籍、捍卫人权的指标”。今年初，台湾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吕秀莲在各种场合大肆叫嚣“从今以后可以和中国平起平坐”，“台湾人就要出头天了”，是台湾“迈向世界舞台的历史性时刻”，“明年如能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则台湾进入联合国指日可待”，“WTO对台湾而言，不只是扩大了台湾的视野，同时也开启台湾走入世界的角色”。

吕秀莲也是一个数典忘祖的“日本皇民”、民族败类。吕的父亲是日本人所生，因而吕具有日本血统。其父在日据时代一直在日本人开的糖厂当厂长。吕秀莲差不多每年都要到日本去探亲，同时也要到靖国神社参拜，其表演丑恶至极。

1990年8月，吕秀莲曾回福建老家寻根问祖，刻意喝了一口家乡的水，以示饮水思源，但返台后，其“台独”嘴脸毕露。1992年9月，她带了一批人到日本活动，宣称“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后来竟异想天开地要到祖国大陆来宣扬她那一套分裂谬论，理所当然地碰了一鼻子灰，被强制遣返出境。1994年8月，吕在岛内发起所谓“我的国家叫台湾”的“为台湾正名”请愿活动，并发表公开信要求祖国大陆承认台湾早已不是中国的领土，称两岸是“历史远亲，地理近邻”。

1995年4月，就在数亿中国人“牢记马关遗恨，努力振兴中华”，不忘《马关条约》屈辱历史的时候，吕秀莲竟然带领一小撮人到当年《马关条约》缔结地日本下关春帆楼顶礼膜拜。她在参观《马关条约》签订会场时称，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虽是中国的大不幸，却是台湾人的“大幸”，不然台湾哪来今天的经济成就，还不是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贫穷、落后、愚昧、粗野。她还宣称，台湾自从1895年《马关条约》后就脱离了中国。1996年3月，她参拜靖国神社时说：“我认为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是非常遗憾的事，特别是中国成为战胜国是很不公平的、是很荒唐的”。

吕秀莲身上弥漫的浓厚“皇民化”色彩使其深获李登辉赏识，两人并成为“莫逆之交”，在“台独”之路上相互唱和。1994年，台当局利用广岛亚运会大搞“体育外交”，企图策划李登辉访日。吕即在岛内发起“公民连署”，推动“护送李登辉到广岛亚运会”的活动。为让李登辉得尝所愿，吕还一度收起其“皇民化”的嘴脸，声称如果李不能赴日，台湾就应该“控告日本”，并要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以向日本政府施压。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声讨，岛内也出现了批李的声浪，但吕秀莲却为李登辉张目，召开所谓“两国论、台湾魂—我爱台湾全民运动”记者会，称“两国论是真理”，挟击台当局不搞“两国论入宪”、“不放弃统一目标”等主张是“满朝文武皆是懦夫”、“心中还有一个中国”。

吕秀莲不遗余力的支持自然得到了李登辉的亲睐。1996年，李登辉获得连任后，即将吕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成为最早享受此项“殊荣”的少数“台独”分子之一。1997年3月，因桃园县长在命案中丧生，吕辞去“国策顾问”参选桃园县长补选，在国民党未推出强手、李登辉有意放水的情况下，侥幸当选桃园县长。上任后，吕即大肆利用手中的权力，筹组“国家展望文教基金会”，大搞“台独”活动。1999年7、8月份，民进党内进行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初选提名，吕秀莲作为陈水扁的副手浮出台面。但由于吕的形象太差，虽受到党内外激进“台独”势力的鼎力支持，但在党内提名上仍遇到重重阻力。最后，由于考虑到吕与李登辉的渊源关系，同年12月吕才获得党内正式提名。

2000年3月18日，吕秀莲与陈水扁依靠蒙蔽岛内民众，不搞“台独”，并借助李登辉支持，在岛内民众“求新、求变、求安定”下当选台湾新领导人。但上台后的吕秀莲迅速撕下了其“柔软、和缓”的外衣，露出了“台独”的狰狞面目。当选那一天，吕即对外表示，台湾和大陆“在血缘方面，在历史上是远亲，在地理上是近邻”、“台湾，中国，一边一国”。4月2日，吕秀莲接受香港一家无线电视台的专访，不仅重谈其“远亲近邻”老调，更顽固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海峡两岸是“两个华人国家”。她还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攻击为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把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歪曲为台湾对大陆的“屈服”，妄称“台湾人没有对不起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一起这样对待台湾人？就是因为台湾人变成国共内战的替罪羔羊”，极其阴险地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以图挑起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仇恨心理，撩拨两岸中国人之间的对立情绪。5月28日，她竟然从故纸堆里拾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国际法律地位未定是存在的事实，绝对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吕秀莲当选后的种种分裂言论，使其成为两岸关系中新的“麻烦制造者”。

2002年2月5日

台湾官员谈论民运各派人物

魏京生(左)敢于大胆直言支持台独藏独 甚至说“山东也可以独立”
所以深得台湾当局宠幸 然而由于他难改文革造反派的坏脾气

嘴上不把门 最终也难逃遭主子冷落抛弃的厄运

民运分子大开口 台湾被骗十几亿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吕秀莲

　　吕秀莲（1944--），女，台湾桃园人，祖籍福建省南靖县书洋村，至今未婚。吕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台大法律研究所，系台湾“新女性主义”创始人，党外运动人士。1969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比较法学，获硕士学位。回台后，任“行政院法规委员会”科长，后改任《中国时报》、《台湾时报》专栏作家，拓荒者出版社社长，从此步上“党外反对势力”的道路。1978年，吕在美国获得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决定返台参选桃园区域增额“立法委员”，后经“党外”协调，以“党外”人士身份参选桃园县“国大代表”，并因此被国民党正式开除党籍。同年底，由于美与台湾“断交”，吕秀莲又伙同其他50余名“党外”人士发表所谓“国是声明”，声称“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吕还进一步称，“整个台湾的历史是部被异族统治而又反抗强权的民族运动史”，国民党中“外来政权”。

　　1979年8月，吕秀莲参与创办党外杂志《美丽岛》，出任该杂志社副社长，成为“党外”运动后起的骨干人物。同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纪念“世界人权日”为由在高雄市组织集会并举行火炬游行，强烈要求台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后被当局镇压，史为“高雄事件”。吕秀莲因参与此次事件涉嫌“叛乱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2年。1984年3月，服刑未三分之一的吕秀莲借旧病复发而获“保外就医”出狱，在其亲戚资助下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研究国际法与人权。在美国期间，吕创办了“北美洲台湾妇女会”，与海外“台独”分子联系频繁。吕秀莲长期提倡妇女运动、争民主自由、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有台湾“新女性主义创造者与提倡者”和“党外”“第一才女”之称，但此时的吕秀莲实际上已完全蜕变为一个激进的极端“台独”分子。1988年，吕自美返台。1990年出任“民主人同盟会”理事长，“新女性联合会”理事长。同年11月，吕加入民进党，此后吕便以极端狂热的“台独”面目出现在台湾政治舞台上。2000年当选“副总统”，2004年连任。

　　著有《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何去何从》、《数一数拓荒者的脚步》、《帮他争取阳光》等。

华盛顿合并大会 海外民运大内讧

王若望获李登辉接见和八万美元资助 欲统合海外民运

海外「民運」的華盛頓合併大

等到上海異議人士一個接一個在聯名信上署上大名後，張先樑給美國加州的黃雨川 發傳真，同時還傳真了胡可師和高曉亮兩個人的簡歷。傳真號碼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張先樑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沒有忘記國內的朋友。他到了美國不久就給張先樑打電話，表示要給上海的朋友們一些錢。張、楊、傅三個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這是王心目中的等級標準。因為電話必被警方監聽，張先樑和其他幾家商量後覺得這個錢燙手，決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領了。

剛到美國的王若望夫婦住在黃雨川家中。兩位老人朝暮相處，相談甚洽。黃是民陣監委會委員，這些日子他正為海外「民運」組織民陣 內部兩派的爭鬥日趨激烈而頭痛。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越失望。

和民聯不同，民陣是八九學運後中國逃亡人士在法國成立的新組織。人稱民聯是地、富、反、壞、右，民陣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民聯的成員多數是幾年前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或者還在讀書，或者畢業後已經有了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民陣的成員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逃亡西方的中國官員和知名學生，他們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聲，卻失去了國內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個人經濟收入和正常的生活，幾乎所有的一切。

民陣從台灣和美國得到大量的資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聯更多。成立後的第一年，他們的領袖私下說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萬的美金。他們曾經化五十五萬買了一艘舊船，命名為「民主女神號」，設想對中國搞廣播宣傳，結果卻不了了之。民陣成立時，嚴家其 當主席，萬潤南當秘書長，僅萬手下就有十四個拿工資的秘書。誰也沒有想到用錢要精打細算，細水長流。萬潤南曾說中共政權的日子長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將成功，省錢還有什麼意義？這些話的醉翁之意卻是吸引海外的資金和資源。當中國逃亡者的預言很快成為泡影，台灣和美國多多少少覺得有點受騙上當。

正是起因於資金和財務問題，九零年初，陳一諮 、朱嘉明 和嚴家其，以及在美國的楊建利 等人結成「民陣」內部的反萬派。他們指責萬潤南大權獨霸，營私舞弊，任人唯親。嚴家其是一個清廉的知識分子，台灣聞人王愓吾曾給一些人紅包，給他的一個裡面裝了二萬美金，唯有他一個人拒絕了。嚴曾要求萬解釋一些財務問題，萬推說沒時間，背後則埋怨說，「一個媳婦辛苦幹事，九個婆婆說三道四，還是國內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對萬潤南百般恭維，後來卻與萬發生激烈爭吵，朱甚至說，「我們兩人各開一輛車對撞，你敢不敢？」萬不回答。

一則傳聞沸沸揚揚，美國對「民運」的資助將由以前每年四十萬增加到二百萬。徐邦泰是從宦國蒼那裡聽說的，他倆都擔心這不僅不會減弱或平息爭鬥，而只會加劇爭鬥。宦從八零年從上海到美國留學，八二年和王炳章 等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仍關心「民運」活動。重新分配資源，重新組合的浪潮不斷高漲，但表面的理由卻極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說合併是為了適應政治大形勢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說，「我對華盛頓會議使民運組織統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併後，「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將帶領自己的隊伍回國，填補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間。」 最早提議民聯、民陣合併的是胡平和吳方城 。民陣的兩派也都積極支持，火上加油。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海外「民運」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這個矛盾不是開合併大會能解決的。相對冷靜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陣成立前就主張可以聯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頭，可以象香港「支聯會」一樣，在團體成員制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樣波動比較小。八九學潮後，徐創辦和主持「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中國之音」廣播台的工作，小日子過得不錯。所以別人都以為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飯碗，哪來的大飯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來到美國，先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任會長，并應邀訪問台灣，名噪一時。八八年應王炳章之邀參加民聯。八二年他已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和《中國之春》的董事長，人縁也不錯， 大家都說他為人謙和。這一天，徐邦泰來黃雨川家走訪，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幾個月後將召開的合併大會。

黃雨川提議王若望當主席，徐邦泰和萬潤南當副主席。他說，「幾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缺乏有聲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內斗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既了解大陸民情又深得大陸民心的領袖，而王若望正是這樣一個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說王老作為民陣、民聯共同推選的獨立候選人，可能會得最高票。 羊子擔心王若望的年紀和身體，提出王若望擔任名譽主席為好。大家勸她不必顧慮太多，為民主應該講奉獻，應該當仁不讓，羊子想想也對。第二天，徐邦泰開車，帶王若望夫婦觀光了金門大橋。然後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休息了一陣，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陽象王若望一樣熱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脫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馬。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好象一家人。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紐約決定參選主席。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他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民陣第二任主席萬潤南熱情邀請王若望夫婦訪問歐洲法、德、英三國，一切招待、費用都由萬安排負責。未來的「民運」主席，應該到各地先見見群眾，讓大家有個印象，然後才可以投票，這是萬的理由。萬潤南也是上海人，父親是財務專業人員。他畢業於上海五十五中學，六四年考上清華大學，在大學裡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劉少奇家最困難的時候他與劉的大女兒劉濤結婚。萬的名氣始於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輝煌於八九年學運。他外表溫和，談吐文雅，內心卻永遠不願對強勢屈服。台灣方面也想收買他，他拒絕了，背後說，「老子連共產黨都不伺候，憑什麼伺候國民黨。」

一路旅遊下來，王若望夫婦覺得很累，但是心裡卻很高興，大開眼界不算，他們從招待的規格上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份量。王老夫婦自然對萬十分好感，因為所到各處見到的萬的部下都對王若望說奉承話。王老有點飘飄然了，他稱其他人推他為主席候選人的舉動為「擁戴」 ，這個詞表現歷史上皇帝興臣民之間的關係，他還把他們夫婦的旅遊和鄧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論。一個消息開始流傳：王若望的方案，是王當主席，萬潤南當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徐邦泰當第二副主席。甚至還有一個方案，王挑選的兩個副主席候選人是萬潤南和馬大維 ，他倆都是「民陣」。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聯聯委會很不高興。民聯老人王德耀 特意去紐約拜訪王若望。他倆以前在王雨川家見過，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婦住在紐約唐人區一個破舊的大房子裡。這是王夫婦剛到紐約時，石磊給幫助找的房。他們包租了二樓一層，自己住其中的一個睡房，再把其餘的房間分租出去，廚房和客廳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個來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為了方便得到美國的政治庇難，已經加入民聯，也和王老夫婦十分親近。原來石還想找個好一點的房子，但王老夫婦說，還是便宜一點的好，怕往後負擔不起。除了有時得到一些私人的贈款，他們沒有經常性的收入。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歲的羊子主動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為人家照看孩子，以後又幫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務，有時還幫助王老整理文件，和應付交際。面對這種貧困而忙碌的生活，她從來無怨無悔。王德耀進門時，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說話。見到有客人來，姚起身回他的房間。從姚的房間，他依然可以聽到一壁之隔的談話。對任何人都不擺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說起副主席人選，王若望先提到萬潤南。王德耀說，「你忘記在雨川家說好的麼，還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那就增加一個副主席吧。」羊子在一邊說起他們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說萬潤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萬來，羊子覺得徐邦泰不實惠。等到羊子走開，王若望說，「她只是說說而已，你放心，我是個男人，我不會聽信婦人之言，我心中有數，我會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徐聽了顯然不高興，但沒說什麼。幾天後徐心情平靜了才說：「羊子說我不實惠也沒錯。我當初只是口頭贊成王競選主席，不比萬潤南有錢，可以給他們到處旅游，民聯沒那麼多錢。我即使有錢，要這麼做，也要經過聯委會討論，只怕通不過。」從此民聯多數人心中都認為王老已偏向萬潤南派，即使王老會安排兩個副主席位子，也被認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萬潤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強，如果王若望有心於萬，徐以後只能甘拜下風。想到這裡，徐就有點不安。在他的心中，維護自己「民聯」利益的團隊意議十分強烈。民聯聯委會有十三個成員，人稱「十三太保」，甚至民聯主席于大海 也不能不對它俯首稱臣。于曾按台灣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聯」提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在聯委會表決時被否決了；于又曾要求「民聯」派「工作組」進駐「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清查帳目，也被聯委會以不合法規為由否決。主張依法查帳的徐邦泰說，于的提議可能是受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的啟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時于大海在「中國之春」當社長，領一份工資。民聯中領工資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偉等幾個人。

在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民聯刊物「中國之春」經理薛偉 一邊駕車，一邊對坐在後面的王若望夫婦說，「王老，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辦公室主任，保證做得很稱職。」羊子心裡想，「大會還沒開，主席還沒選，就有人討官邀賞。」薛是一個很精幹但也有爭議的人，文革中坐過牢，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國政府曾經拒絕過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也為台灣軍情局工作，他的態度往往代表軍情局的好惡。王若望夫婦應作家柏楊的邀請到台灣訪問。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婦在升旗典禮時與台灣李登輝總統見面。李說：「王先生，歡迎你們來台灣。」王戴著一頂帽子，機敏地說，「我小的時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長大的。」李又親切地問，「聽說你的夫人身體不太好。」這時，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幾個小時後，全世界媒體都有李登輝第一次會見大陸民運人士的圖文報導。王若望夫婦還和國民黨高階官員談了幾次話，談到海外的民運，也介紹了他在上海從事的活動和一些異議朋友。台灣當局早先答應給合併大會十二萬美金作為經費，這次讓王若望回美國後向《世界日報》社分兩次提取八萬，另外四萬會後再給。王的感覺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國民黨的有力支持，海外「民運」和王若望都獲得新的生機。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興地回到美國，一拿到支票就給了大會會務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全世界捐給中國異議運動和海外「民運」的錢以千萬美金計，絕大多數都去向不明，經手人諱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樣交代清楚，完璧歸趙的則很少見。人們都認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資格人士卻覺得這些錢并沒有了不起，十二萬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當時台灣給《中國之春》的每年經費是五、六十萬。他們更重視台灣讓王若望過手這筆錢所表示的政治意向。其實台灣的態度和王雨川老人一樣，并沒有作為金主強加於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運」的形象。無論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運」和台灣的關係都牢不可破，除非台灣方面改變主意。

臨近大會，民聯五大新當上副主席的伍凡，從洛杉磯開車來到舊金山，找徐邦泰交換意見。伍出生在上海一個僑商家庭，文革中因非議時局坐牢多年，後獲「平反」。八零年自費來美國留學，研究生畢業後在一家美國大公司做電子設備工程師。伍早年參加「民聯」，九零年後是「十三太保」之一，素以敢言實幹著稱，當時是合併大會的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汽車停在一幢三十年以上房齡的平房前面，這是徐邦泰的家。一個車庫，三個睡房還有一個客廳。徐每月付五百元的房租。他又把其中的一個睡房租出去，以減少支出。伍凡和徐邦泰在客廳裡坐下，泡兩杯茶，倆人都不抽煙。徐太太來問，在家吃還是出去吃？徐說，還是老樣子，炒個蛋炒飯，搞個湯就可以了。他們各自交換對形勢的看法。九二年以後，由於美國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許多中國人眼看綠卡到手，失去了參加「民運」活動的興趣。他們即使沒有公開退出組織，但已經不熱心了。九三年，全世界「民運」人士大約還有五千多人，而最高潮時估計有一萬人。 隨著「六四」的過去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的政局逐步穩定。從人數、資源和媒體報導頻率三方面分析，「民運」已經疲態畢現。最要命的是籌不到錢。比如，六四知名學生柴玲自法國來美國籌款，籌得一萬九千七百多美金，工作費用已經是一萬八千五百多，幾乎所剩無幾，因為吃住在其他中國流亡者家裡，所以工作費用還不包括吃飯和住房錢。 他們對此感觸尤深，向人家要錢越來越難。台灣政府對大陸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只關心情報。台灣方面曾要求他們加入組織，但他們都拒絕了。伍凡還談到一種流言，說搞「民運」的有五種人，一種是與中共有仇的，一種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種是喜歡搞政治有癮的，一種是沒錢找飯吃的，還有一種是帶有任務派出來的。徐邦泰聽了哈哈大笑，說以前他在台灣訪問時就有人說他是屬於搞政治有癮那一類，大概是知道了他在復旦大學搞選舉的事。伍忿忿不平地說：「邦泰，五種人中沒有一種是真搞民主的，太看不起大陸人了，這次合併大會我們讓全世界看看。」

九二年一月，王若望曾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一次漢藏國際研討會上作簡短發言。他曾隨口說「我贊成西藏獨立，為什麼西藏不能獨立。」坐在王身邊的伍凡大為震驚，因為「民聯」的綱領明確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反對台獨和藏獨。民聯越來越多的人擔心王如當上主席，會不會今後與民聯綱領有所衝突。雖然王若望沒有明確支持台獨的言論，但伍提醒徐，隨著王若望近來威信降低，胡平作為王的競選對手，上臺的可能性增大。多數民聯成員，包括伍凡，不希望胡平成為新的合併後的民運組織主席。他們稱胡為「甩手掌柜」，批評胡「過份愛惜羽毛」。因為他除了寫文章外，對組織和資金及其他瑣碎雜事都懶得過問，行政能力不行。九一年，因為資金短缺，胡平曾經流著淚要求辭職，許多人趕去勸胡，勸還不行，接著又罵，足足折騰兩天，才使胡打消念頭。胡平寫文章得來的好名聲因家庭問題受到損害。

民陣反萬派對萬的批評，徐邦泰耳中已灌了不少。從九零年開始，香港的《前哨》雜誌發表了不少反萬派的文章，徐看都看不過來。但伍凡這時說的一件事卻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二個月，萬潤南曾住在馬大維家，在那裡萬對伍凡說合併大會的地址要改在洛杉磯。伍問為什麼要改？萬說，「這你不用問，你如果同意的話，這次大會的費用我全包了，其他的事由你和馬大維去辦。」伍凡堅持改址要由會議討論表決，結果不歡而散。伍凡因此堅信萬手上真的有錢，手上至少有十多萬美金。反萬派的批評不是空穴來風。伍凡來徐家的第二天，汪岷打電話來。「老萬在我家住了八天，剛走。」汪告訴徐，那些天萬好說歹說要汪跟他，「跟著我有你的好處，我買你機票，只要你跟我全世界跑，不要你說話，大家就以為你是我的人。」汪說「為公為私我都不能幫你。」徐放下電話，把這事告訴伍。伍說，「好在我和汪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不在乎那些錢，換了別人就難說。」

自從九二年一月的諾伐托 會議，民聯和民陣決定合併，萬潤南就開始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四處用封官許願和小恩小惠收賣人心。他每天注意那幾張中文大報，是否有他的報導。他用管理四通公司的辦法管理民陣這個政黨，覺得這樣很順手。不動聲色的徐邦泰則另有安排。汪岷 是民聯方面合併大會代表資格審查負責人，也是徐邦泰的好朋友，一早就把功夫下在基層。後來他說，「民陣的人對選舉操作不很清楚。我們民聯的人多次進行選舉，所以沒選之前就做基層的工作，搞配票。哪個分部誰誰當代表，誰誰的投票意向如何，我都搞得很清楚。我甚至知道許多代表的家庭關係和個人愛好。」民陣的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負責民陣方面大會代表產生的相應事務，來自美國代表人數差不多占「民陣」代表總數的一半。楊在這個位子上已經坐了四年，一直是反萬派，他雖然沒有象汪岷那樣有經驗，但也巴不得反萬派都當上大會代表。

官商出身的萬潤南卻無心理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的經驗是一筆大生意遠遠超過千百次小生意。他從心底裡看不起那些在街邊擺攤的個體戶。他認為他把王若望攏住了，就是做成了一筆大生意。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有近四萬以留學名義新到的中國人，其中近二千人參加了民運組織。如果說歐洲是民陣的營垒，美國是民聯的領地，澳洲則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徐邦泰和民聯的監事長郭平，以及民陣的萬潤南、朱嘉明、李祿 九二年都訪問了澳國，見了澳國外長、移民部長和前總理。然後他們向澳大利亞「民運」群眾許諾，只要你們投我們的票，我們當選後去游說移民部，讓你們留下來。 萬潤南講實惠，他揚言所有投他票的「民陣」成員機票他都包了。這句話使不少人對慨慷的萬老闆有了好感。萬也認為澳洲是他的票倉。

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四星級凱悅飯店，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預備會議上，民聯和民陣的代表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參選人不得參加主席團，然後選舉了十一人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高的于大海﹑朱嘉明分別當選為主席團對外發言人和主持人。 當晚，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于大海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民聯民陣合併大會正式召開。參加者約三百人，其中到會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七名。應邀出席會議的貴賓中有美國參議員戈豋，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事務工作小組主席，眾議員南茜‧波羅西女士，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明居正等。從美國各地來的非代表觀察者也有許多，大會向他們提供食宿。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台上，分別掛著「民陣」、「民聯」四個字，正中是美國白宮的圖案，表示與會者向美國學習民主政治的願望。

首先發言的劉賓雁說：「中國人能夠聚在一個地方集會、說話、結社，很難得。也許我們不能面對的，是我們在有了自由之後仍然很難說話。三年來的民運歷史已證明，說真話很難，說公道話更難。」「一個最大的醜聞，廿四小時之內可能會公佈出來。」 這些話隱射了「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事件」。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成立於八九年十一月。它分配主要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金額達四十二萬美元以上。擔任執行主席的是「六四」後放棄港大教職投入「民運」的美籍華人寥大文。廖和李祿、朱嘉明關係很好。九一年十月她被該機構一個僱員檢舉有多報帳占小便宜的問題。于大海和萬潤南因此要求派人查帳，得到民聯民陣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支持。嫉惡如仇的劉賓雁尤其激動，他撰文認為這是民運的悲哀。廖大文則主張根據美國法律和基金會的章程，讓美國國會民主基金會的會計師查帳，其他人不能參與。同時廖又反指控檢舉她的人有各種問題。這次事件中所有參與爭論的人，包括劉賓雁，都與這一問題有利益衝突。他們是這一基金會分配款項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有人稱之為「民運」爭奪資源的第一槍。宦國蒼認為，這場風波的「要害不在於寥大文的工作問題，而在於爭奪對基金會的控制。」 爭執的雙方都向美國國會告狀。美國國會認為他們無法判斷是非，就決定停止所有經過該基金會對中國民運組織的支持，改由原來的組織審批為項目審批。「民運」組織來自美國的主要財路被切斷了。到了九三年，這件事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劉賓雁因此耿耿於懷。但是，雖然中國人都知道劉因痛恨中國腐敗而聞名於世，但把這個爭議帶進會場，至少是不合適的。「我最後只說一句話，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劉情緒激動的發言贏得了開幕式中最長的掌聲。看來，中國人對良心的興趣要比對民主的興趣大得多。台上劉還在演說，台下朱嘉明 對于大海罵道，「你他媽的為什麼讓劉賓雁發言？」七十年代末，朱曾和當時的中國朱總理同屬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個中共黨小組，以後又在趙紫陽門下走動，因此自視甚高。于大海也不買帳，「總得有個人講話，方勵之沒來，我當然請劉賓雁。這沒甚麼不對，即使你認為不對，也不應該罵人。」

方勵之三十日姍姍來遲，他在大會發言中指出：近百年來，「民主」一詞被政治集團使用最多，但對中國是否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兩個問題，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運以民主為訴求，至少應該論證民主為今日中國所必須，在中國可以實現，這個組織才有存在的必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句廢話，但廢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民運」各方曾多次請方勵之出面領導，為他堅辭，表示只想當一個異議人士。另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明之士是郭羅基。他來美國不久，這次應邀出席。他很少表態，他說他對中共已經看透，但對民運還沒有看透，所以還要看。

多數澳洲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由於簽證的關係到不了美國，是大會的第一個危機。起因是當地「民運」支部的明爭暗鬥，大家都想去美國，而代表的名額有限。除了設法建立新的支部，這樣就可以增加代表名額外，還有人寫信給美國領事館，舉報別人會留在美國不歸或置疑別人的代表資格，結果美國領事館給了好些人拒簽。這給予萬潤南沉重的打擊，也給了反萬派一個絕好的機會，在美國補選出來的人大多數不會投萬的票。

民聯資格審查組的楊巍來到會場時，大會正就代表資格問題進行爭論。發言的是伍作人。伍說自己是民聯荷蘭分部的代表，并出示一張證明信件，信件的署名人是另一位民聯成員楊斌 。楊巍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據他所知，民聯并無荷蘭分部，也沒有安排荷蘭代表。於是楊巍上台談了想法。楊還說，即使伍是民聯的秘密成員，按民盟章程也沒有代表資格。伍也就表示他不想再爭代表資格。 楊巍的公正明察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開會方始，朱嘉明跑來坐在王若望的好友陸鏗身邊。他說：「關於究竟選不選王老師，我很困惑，想向你請教。」還說，「自從你批評邦泰沒有大開大闔的氣度以後，他這次決定要大開大闔了。」他們約好下午找個地方和徐邦泰一起好好談談。 三人會談之前，陸鏗對徐邦泰的思路并不了解。徐還是不想當主席，雖然這個決心在眾人的壓力下開始軟化。他認為這既使不是火上烤，也是風口浪尖，犯不著。民聯五大的時候他就沒有出來選，結果是于大海選上主席。正因為徐不是衝在第一線，所以他的人縁比較好，其他幾個當第一把手的早都成了箭靶子，境況慘不忍暏。民聯「十三太保」一直不停地勸說徐，要把徐推上主席位子。他們故意誇大形勢的危險，他們說，如果徐不參選主席，胡、王對選，胡平可能勝出，他們說了許多理由。總之，聯委會不想給胡平任何機會，對有很多傳聞的萬潤南也沒有好感，對年老的王若望也有顧慮。伍凡和汪岷嘻笑怒罵，「邦泰，你是個膽小鬼，關鍵時刻不敢衝，以後我們都不和你玩了。」從一開始「十三太保」就和民陣反萬派組成了同盟軍，他們聯合起來，操縱著主席團，并左右著大會的局勢。他們正在給性格沉穩，不想當主席的徐邦泰越來越大的壓力。現在徐逐漸認識到，要在這個圈子中存在下去，他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除非今後不再搞「民運」。他開始重新估量形勢，把希望寄托在選舉方法上，他相信搭檔選和混合直選是有利於王老的選舉方法。 王當第一把手，他當掌握實權的第二把手，是他最大的愿望。

三人會談在大廳的一個角落進行。徐邦泰向陸表示并沒有改變初衷，還是支持王出來。徐說，如果主席、副主席分開選，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敗胡平。因為到時，選票流向不明，局面混亂，萬潤南掌握票很可能改投給胡平，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反萬派的票也可能流向胡，那王可能會輸。這一席話曲曲彎彎，王可能會輸的言外之意是胡可能會贏，而為了不讓胡贏，徐必然要親自出馬競選主席。徐出來選，王老也就當不成主席。陸是個直心直腸的好人，卻沒有搞政治和選舉的經驗，他當了一輩子的記者，現在又上了年紀，哪懂得這麼多的花樣，一時不知所以然。只是說：「邦泰，你們把若望抬上去了，現在又想把他拉下來，果如此你們會變成千古罪人。」話好象很重，其實不得要領。徐心裡嘀咕：「如果我能把誰抬上拉下，那也不用選舉了。我又不是毛澤東、蔣介石。」

陸介紹王的方案：主席、副主席分開選，王當主席，配三個副主席，萬和徐以外，再加一個亞太區的人當副主席。多幾個副主席，主要是消除派系對立體現大團結。跟徐搭檔王老是願意的。但是，既然是大聯合，民陣總得有一個。徐不正面回應，卻重申：如果大會決定搭檔競選，王為正，他為副，一定能取勝。朱嘉明則直言不諱說，不希望王老和萬潤南搞在一起。等朱先離開，徐對陸說，「其實我對萬并非絕對排斥，主要是他。你當然知道。」陸原話不動向王若望轉達了三人談話的經過。王原是十分精明的人，覺得這裡面有鬼，但一下子又搞不清對方的真實意圖和背後的復雜關係，所以仍然堅持正、副分開選。而且說，只要是分開選，有徐邦泰等的支持，哪怕是輸給胡平，他也心甘情願。陸又轉告徐，徐表示，支持他的人不是這樣想，如果分開選，他必須參選主席，同時希望大會在選舉方式上能通過搭檔選或混合直選。 石磊雖然年輕，卻很聰明，這時候他是王老的親信，王老有什麼事都會和他先說，有時候石就代表王老出面。石擔心王今後會受制於人，所以一直主張聯合萬潤南，以制衡徐邦泰。三十日上午，朱嘉明和朱培堃 去王若望房間交換意見。朱培堃名為徐邦泰的代表，立場卻與徐有根本不同，反而好象是朱嘉明的人。兩朱力主排除萬潤南進領導層。王說，你們如果有證據證明萬有問題，我可以放棄萬，否則的話，這是我的權力。王曾許諾過萬，當然不肯輕易翻悔，陷己於背信棄義的地步。朱培坤聲色俱厲地表示，「如果你選萬潤南為你的搭檔，那你也別想當選，因為我們掌握了九十張鐵票。」王老突然想起以前公安人員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威脅他，血立刻往上湧。

等他們走了，王若望一個人坐下，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煙，終於作出了痛苦的決定，萬一不行就在大會上宣佈退選并退出會場。「原本我都不想當這個主席，還不是你們再三推我。等我答應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們卻又變卦，叫我的面子往哪裡擱？」他越想越氣，一陣晕眩差一點倒下去。羊子趕緊來問，「是不是不舒服？」 王老說，「欺人太甚。」王若望的退選決定與陸鏗有關，陸主張萬一選不上就退選。現在他正在勸萬潤南退選。他說，「現在的形勢很明顯，反萬已形成一股強勢力，你即使當選副主席也不會愉快的，為什麼還要死乞白頼地參選呢。為什麼不在海外發揮自己的所長，暫時從民運淡出，轉而經商呢？」 陸和萬都認為參選和退選是一種權利，一種方便自己的權利。

三十一日，徐邦泰仍然耐心地表示「我願意當王若望的副手」。王若望也同意一正兩副，王為正，徐為副，另外再在萬潤南之外選一個民陣的人當副手。王若望作出了最大的讓步。 距離正在縮短。現在只要大會認可搭檔選舉方式，那麼這兩個上海人就可以拉上手了。但是，三十一日，大會最終沒有通過一正二副搭檔選舉方式，也沒有通過混合直選的方式 ，而是最終通過了正、副主席分開直選，以及只要有廿名代表推舉，當場可自由報名競選正、副主席的規定。 萬潤南等人對此有異議，他們認為這好比下棋，下棋的規則可以改，但改動的規則不能對正在下的這盤棋發生效用。但他們沒有公開提出他們的意見，因為大勢已去，提了也沒有用。這個新選舉規定的得利者是民陣反萬派的楊建利，他報名參選副主席。同時也封殺了徐、王合作的所有通路。在會場上，徐對王老說，「我不得不報名參選了。」王動氣地說，「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許諾你自己叻浮．敵跄銓ξ胰绾蔚赝瞥纾Y果你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後果要由你來負。」徐遲遲沒有向大會正式報名競選主席，直至深夜。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再過幾個小時，選舉大會就要開始。在徐的房間，汪岷、朱嘉明向徐提供了選票預測結果。他倆肯定地對徐說，「邦泰，不要怕，我們穩贏了。就是你不出來選，我們推任何一個人都能打敗老萬。」就這一句話，使得徐下了決心。即使徐不參選主席，那麼自然也會有人出來。子夜臨近。大家派汪去王若望房間。開門的是羊子，羊子客氣地說了句，「這麼晚還忙？」聽說有重要事商量，她就出去了。汪把來意對王說了，還說，「我們建議你當名譽主席，我們保證把你推上去。」王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那就算了。」

早上， 大會進入候選人演說。徐說他在九二年報名競選的時候就表示過，假如選舉方式改變了，他將及時改變他的報名，他現在遵循的是自己的諾言。又說他和王若望之間只有協商沒有契約，在謙讓和責任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沮喪的萬還在房間裡睡覺，從床上被人叫了起來。王若望和胡平演講完就宣佈退場，萬潤南和馬大維也退了場，姚勇戰、倪育賢等人流著淚也跟了出去。所有人的情緒開始迸發，整個大會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好象天塌了下來。很多人哭喊，很多人叫罵，也有人以頭撞墻。退場的起先有四十多人，他們代表一些組織分部，後來陸續有人回來，最後的統計是十九名代表退場。

選舉開始。在一百十一張有效票中，徐邦泰得票七十七張，華夏子 得票五張，十七位代表投了棄權票。有些人認為徐違反自己的諾言，是「背信棄義」，為「民運中的爾虞我詐的行為開了綠燈」。老資格的胡安寧反駁說，聯合大會不是分贜會，是民主選舉，如協商管事就不需要派代表選舉。選舉結果，徐邦泰當選為主席，楊建利和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朱嘉明代表大會宣告，中國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現在成立了。站在一邊的徐邦泰卻一臉凝重，他怎麼也笑不出來。他最大的擔心是今後不能和台灣搞好關係。他和他的朋友們都不主張台獨，即使在壓力下，他們也不可能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立場。徐邦泰還想緩和和王若望的關係，他在大會上以主席的名義提議王為名譽主席，同時他又讓錢達 去勸說王回來。不一會，錢回來大聲說，王老決定回來了。會場掌聲雷動，許多人破涕為笑。「我反對！」突然，一聲大喊震驚了整個會場。 眾人掉頭一看，原來是嚴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嚴從座位上跳起來，衝上前台，一改以往書生本色，大聲說：王若望從他的歷史看，從來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腳跨出門檻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民主運動不需要救世主。并不是任何不贊成共產主義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義者。王若望念著大局為重，剛回頭走了兩步，有人，好象是馬大維，勸羊子說，「他要回去你必須勸阻他。」羊子說「我怎麼勸他？」那倆又說，「他要回去你就說要離緍。」那時羊子也已經暈頭轉向，不加思索，轉頭就說了。 王老楞住了，就此停住了腳步。如果只有羊子，或者只是嚴家其，王老還可能走回會場，然而內外夾擊實在使王若望無法抵禦。他的心在流血，因為沒有人理解他。

會後，退場的那批人公開表示不承認大會的合法性。支持萬潤南的德國民陣分部依然存在；萬也仍然以民陣領導人的身份發號施令。民聯在美國的一些分部也不承認民聯陣的權威，自行獨立；吳方城成了吳記民聯的主席。胡平、于大海也不肯交出「中國之春」，而于大海是承認大會合法性的，在大會的最後一刻，他還坐在主席台上并鼓了掌。王若望成立了人數不多的新組織──民主黨。然後他們各顯神通，找到了或多或少的資源，終於生存了下來，成為海外「民運」的奇觀異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為民主是條溫馴的狗，可以為自己所用。如果民主不能為自己所用，那麼就不是一條好狗，那是寧可不要的。

徐邦泰的擔心是對的。會後，「三民主義大同盟」就中斷了對民聯陣的一切支持。原來徐在「中國之聲」電台的薪水是二千五百元，現在也斷了。徐邦泰為了尋找糧草，要去台灣，也沒有人願意出面邀請他。最後不得不請原是學者的朱高正先生 幫忙。會後二個月，徐等人正在為糧草發愁，台灣陸委會 副主任焦仁和突然來到舊金山邀請徐邦泰喝早茶。然後，朱嘉明一行來到了台灣訪問。在一個私人俱樂部，焦把朱介紹給一些富商大賈。他們很客氣地說，「沒問題，沒問題，你只要把銀行帳戶告訴我們，就行了。」十分簡洁，十分明暸，沒有更多的話，以後朱的帳戶裡每月多了二萬五千美金。

九三年秋天，身為民聯陣理事長的朱嘉明表示要離開這個組織。他私下說，他以前的朋友現在坐上了高位，成了中央領導，要為以後的退路著想，所以那些朋友要他棄政經商。據說揚州有一個紡織廠是屬於朱的。朱先後在澳洲和東南亞經商，最後成了奧地利維也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常駐代表處的一個美籍僱員。而朱在合併大會上的朋友們和對手們還被死死釘在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上面。九三年冬，伍凡接任「中國之春」的董事長。朱沒有向伍交代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和帳戶。十多年了，仍然沒有人知道朱是否現在還在拿這每月二萬五千美金的台灣捐款。

九三年四月份，傅紀青、孫林在上海被公安人員抓捕。審問時，一個高級警官很得意地對他們說：「我們對王若望的情況和合併大會了解得很清楚，連他泡茶用什麼茶葉我們都一清二楚。」這話傳到王老夫婦的耳中，因為有施濱海的前例，他們不得不當真。那又是誰呢？中共國安部為海外民運的合併大會召開了慶功會。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海外「民運」的八字評斷：「不成氣候，不足為患」。

(范似栋)

陈希同的“六四报告” (全文)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

《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

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

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

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

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

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

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

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

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

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

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

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

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

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

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

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

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1989年06月30日

陈希同简历

陈希同，生于１９３０年６月，四川安岳人，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入党，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１９４８—４９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１９４９—５３年，任北京市西单区街道工作组组员，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十二派出所副所长，内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长、文书股股长、秘书。１９５３—６３年，在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任刘仁同志秘书，北京第一机床厂车间党支部副书记。１９６３—６６年，任北京市昌平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１９６６—７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劳动。１９７１—７３年，任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公社（农场）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１９７３—７９年，任北京市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１９７９—８１年，任北京市副市长。１９８１—８３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１９８３—８８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１９８８年起，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国务委员。1992年10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1995年4月，他因王宝森自杀而引咎辞职。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将他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将陈希同依法逮捕。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 3 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 6 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